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1月25日广东省广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6年6月1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6年9月5日公布 1996年9月25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提高应急救治能力和水平，及时、有效地抢救急、危、重伤病员，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急救医疗，是指对急、危、重伤病员的事发现场和转送医院途中的急救医疗。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社会急救医疗事业纳入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保障社会急救医疗事业与社会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第五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社会急救医疗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监督本条例的实施。
各区、县级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社会急救医疗工作。
公安、消防、交通、民政、通讯、航运等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社会急救医疗工作。
第六条 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网络由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中心急救站、急救站和基层急救站组成。
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的职责是：
（一）在市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全市社会急救医疗的组织、指挥和调度，检查、督促各级急救站执行本条例；
（二）设立“120”呼救专线电话，24小时接受呼救；收集、处理和贮存社会急救信息，“120”呼救专线电话录音应保存3个月以上（含3个月）；
（三）组织开展急诊医学的科研和急救知识、技能的宣传培训；
（四）建立、健全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和各级急救站的管理制度，保证社会急救医疗网络的正常运作。
定为三级医院的部、省、市属综合性医院、中医院和部队医院、企业综合性职工医院的急诊科为中心急救站；定为二级医院的区、县级市属综合性医院、中医院和企业综合性职工医院的急诊室为急救站。其职责是：
（一）接受呼救，救治急诊伤病员；
（二）服从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的指挥、调度，承担社会急救医疗任务；
（三）开展急诊医学的科研、教学和急救知识、技能的宣传培训。
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的卫生院为基层急救站，其职责是：
（一）救治急诊伤病员，对需要上一级医院救治的应及时联系转送；
（二）宣传急救常识。
第七条 各级急救站应按照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配置社会急救医疗药械、设备和医务人员，并按规定做好社会急救医疗器械、设备的维修、保养。
第八条 各级急救站应建立和执行急诊医师、护士上岗前培训教育制度。独立上岗值班的急诊医师、护士必须具有2年以上临床实践经验。
第九条 各级急救站在社会急救医疗工作中，发现伤病员有危害社会治安行为或涉嫌违法犯罪时，应做好记录并及时通知当地公安部门。对需要安全保护（监护）的伤病员，由公安部门负责保护（监护）。
第十条 有救护车的急救站应建立救护车使用管理制度，实行专车专用，保证一线救护车24小时正常运行。在接到呼救信息后，日间5分钟、夜间10分钟内派出救护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一线救护车执行非急救任务。
第十一条 中心急救站和急救站应成立社会急救医疗队，实行首诊负责制和24小时应诊制（含节假日）。
第十二条 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和各级急救站应做好急救医疗资料的登记、汇总、保管、备查工作。
第十三条 医疗单位不得以任何籍口拒绝抢救和收治急、危、重伤病员。医务人员在任何场所发现急、危、重伤病员均应主动救援。
第十四条 任何人发现需要救援的伤病员，应向“120”呼救专线电话或附近急救站呼救。
第十五条 社会各部门、单位和个人接到呼救信息时应给予援助，其运输工具有承担运送伤病员的责任。
行驶中的汽车、轮船等运输工具的驾驶员和工作人员，不得拒载呼救的伤病员。
第十六条 电信部门必须保证“120”呼救专线电话通畅，并及时向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提供所需的技术和资料。
第十七条 救护车在执行急救任务时，有关部门和人员应给予方便。
第十八条 各交通站场、游泳场馆、游览胜地和容易发生灾害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建立专业性或群众性的救护组织，并按照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配置急救药械。
第十九条 报刊、影视、广播等宣传媒介，应向公众宣传救死扶伤的精神，普及灾害事故的抢救、自救、互救知识，提高全民急救意识和技能。
第二十条 设立市、区、县级市社会急救医疗专项经费，用于购置和更新社会急救医疗的车辆、器械、通讯设备等。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社会急救医疗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根据社会急救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逐年增长。
第二十一条 接受急救医疗的伤病员或其所在单位，必须按规定缴交急救医疗费用。
无法证明其身分和属于社会救济对象的伤病员，其急救医疗费用按照有关规定解决。
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和华侨、港澳同胞捐助社会急救医疗事业。
第二十二条 鼓励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急救、急诊工作。对专职从事急救、急诊工作满15年以上的人员给予优惠待遇，具体办法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 在社会急救医疗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克扣、挪用、贪污社会急救医疗经费的；
（二）中心急救站、急救站不执行首诊负责制和24小时应诊制的；
（三）医疗单位及其医务人员借故推诿急诊伤病员的；
（四）擅自动用社会急救医疗的一线救护车、药械和设备执行非急救任务的；
（五）不按规定维修、保养救护车及车上装备的；
（六）不在规定时间内派出救护车的；
（七）社会急救医疗网络的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的主管人员有其他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接受急救医疗的伤病员或其所在单位借故不按规定缴交急救医疗费用，逾期3个月以上（含3个月）的，接诊医院可收取滞纳金。
第二十六条 侮辱殴打急救医疗工作人员、毁坏急救医疗设备或破坏事故现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6年9月25日起施行。



1996年9月5日
论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

通常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主张权利提起诉讼的是未成年的子女，而被主张权利者则是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未成年人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行为能力，故其在提起诉讼时必须要有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具体的做法是，以未成年的子女作为原告，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则列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则列为被告。但这种通行的作法实际上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首先从法定代理人的角度看，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未年人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那么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父母双方均是子女即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这样，父母及子女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关系就显得比较混乱。特别是在现实中，有父母双方均不对子女尽抚养义务，而子女与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情形存在。这时若未成年子女将父母双方或一方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则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该如何确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诉讼中的地位又该如何列明，就成为一个问题。

其次从庭审过程来看，这种作法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一般的抚养费纠纷案件，都是基于离婚这一事实基础而发生的，且提出增加抚养费的理由，一是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提高了，二就是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经济状况不佳，不增加抚养费则子女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将无法得到保障。基于后者，因原告为未成年人，不出庭参加庭审，代为出庭的父母中的一方，在庭审中涉及离婚的有关问题和未成年子女父母经济状况及对子女抚养的责任分担时，同常会以第一人称陈述相关事实并发表辩论意见。甚至就离婚过程和财产分割问题，而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实质上是混淆了原告和原告法定代理人之间的区别，使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成为原告之一，有其独立的诉求。使子女与父或母一方之间的纠纷，演变为子女的父母之间的纠纷。这种纠纷的内容与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之间身份的不对称，使得庭审经常打断而无法正常进行。

再从诉讼利益方面看，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后通常是随父或母一方共同生活，其生活和学习总是需要相当数额的费用，这些费用又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父母双方曾就抚养费的承担数额达成的协议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数额，经常无法满足子女因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生活、学习费用。但是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的标准，通常不会因未与其共同生活的一方给付的抚养费较低而维持原来的水平。这种抚养费给付数额在一定期间的确定性，与社会经济和消费水平不断发展，子女生活、学习费用的不断变化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此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就面临着选择，即要么要求另一方提高抚养费的给付标准，要么由自己承担因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加的子女的生活、学习费用。由此可见，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若不能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增加给付的抚养费，其实质上是增加了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负担，是对对方经济利益的损害。故在这种情形下由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提起增加抚养费的诉讼，则体现了对其自身利益的保护，理应获得法院的支持。

最后从法律规定看，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由此可见，抚养费纠纷案件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由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诉讼解决。二是由未成年子女向父母一方或双方提出额外的抚养费要求。对于因前者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父母双方自可成为当事人，而无须父或母一方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向另一方主张抚养费。或者可以说只能由父或母一方提起诉讼，而不应该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抚养子女，即便是在父母离婚后，都是父母共同应尽的法律义务。由子女的父母作为抚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正是体现了这种对子女共同抚养的精神。若以子女名义提起诉讼，要求另一方给付或增加抚养费，则不能体现这种父母对子女共同的抚养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而且只能由父或母一方以自己的名义对对方提出诉讼，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因后者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区别于前者，建立在父母双方协商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抚养费无法满足或维持子女正常的生活、学习需要，或因重大疾病等而需要额外支出费用的前提下。此时纠纷双方应为子女和父母，因为原有的抚养费承担的协议，是由父母之间协商达成的，其各自承担的份额的约定对子女并不具有约束力。而法院对抚养费的判决，也只是针对父和母之间就子女抚养费分担的纠纷作出的，亦不具有对子女的约束力。未成年子女基于法律的规定，有权要求父母两人或其中任何一个承担全部的抚养费。故此时应以子女的名义提起诉讼。针对这种父母双方的利益与子女的利益均对立的情况，在诉讼中由法院为未成年子女在其它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应较为妥当。而不应当然地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为子女的法定代理人。

综上所论，在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诉讼操作的方便性来看，对普通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将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确定为原告，而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列为被告，不但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便与诉讼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这里所说的“普通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指的是子女自己提出额外的合理的抚养费之外的，应由子女的父母协商解决的抚养费纠纷案件。而对子女自己提出的，父母协商或法院判决确定的抚养费之外额外要求的抚养费，则可称为特殊的抚养费纠纷案件。对这类案件，则可列子女为原告，由法院在其父母之外的近亲属中指定一人担任其代理人参加诉讼。

辽河油田法院 王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