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36号)发布实施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6月16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维护文化市场管理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执法机构（以下简称执法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文化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的范围是：

（一）营业性演出活动；

（二）音像制品的进口、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

（三）娱乐场所经营活动；

（四）艺术品经营活动；

（五）电影发行、放映经营活动；

（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互联网文化经营活动；

（七）文化行政部门管理的其他文化经营活动。

第四条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

第五条 文化部依照职责分工指导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制订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的规章制度和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规划，指导、协调地方执法机构查处大案要案，监督地方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执法机构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

第六条 执法机构及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办法确定的程序执法，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督。

第七条 文化行政部门对工作成绩显著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

第八条 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执法机制。

第九条 执法机构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文化市场管理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文化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三）组织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

（四）监督、指导下级执法机构的工作；

（五）向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提出有关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建议。

第十条 执法机构应当完善文化市场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健全举报网络，依法及时受理办理举报。

第十一条 执法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文化市场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制度。

第十二条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实行重大处罚决定备案制度和抄告制度。

执法机构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或者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报许可机关和上级执法机构备案。

执法机构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将处罚决定抄告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

第十三条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实行重大案件报告制度。

重大案件发生后24小时内，当地执法机构应当将案件情况向上级执法机构报告。

第十四条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实行执法数据定期报告制度。

第十五条 执法机构应当配备交通、通讯、检测、取证等行政执法所必需的设施设备。

第十六条 执法机构录用执法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招考，择优录取。

第十七条 执法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 政治坚定、作风优良、遵守纪律、身体健康；

（二） 从事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前无犯罪记录；

（三） 熟悉文化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掌握文化市场管理所需的业务知识和技能。

第十八条 执法人员经岗位培训和考试合格后，取得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证件。执法人员的培训内容和考核标准由文化部统一确定，由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执法机构应当每年对执法人员进行业务考核，考核不合格的执法人员不得继续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二十条 执法人员每年参加文化市场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不得少于40小时。执法机构应当鼓励和支持执法人员参加各种在职继续教育活动。

第二十一条 执法机构实行执法人员定期岗位轮换制度，同一岗位原则上不超过5年。
　
第三章 执法程序

第二十二条 文化市场行政违法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执法机构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执法机构发现查处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交有管辖权的文化行政部门或者其它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执法机构开展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依法制作执法文书。

第二十四条 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执法机构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执法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经复核成立的，应当采纳。

第二十八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决定，执法人员应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执法人员自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日起3日内向所属执法机构报告并备案。

第二十九条 除依法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执法机构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应当登记立案，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查。

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或者其他有关证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三十条 执法机构在调查或者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执法人员应当制作询问或者检查笔录，并交当事人或有关人员核阅，经核对无误后，由当事人或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或有关人员拒绝的，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笔录上注明情况并签名。

第三十一条 执法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先行登记保存等措施。

对证据进行抽样取证或者登记保存，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当事人不在场或者拒绝到场的，可以请在场的其他人员见证并注明。
对抽样取证或者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当开列清单，并依据情况分别制作抽样取证凭证或证据登记保存清单，标明物品名称、数量、单价等事项，由执法人员、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接收的，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凭证或者清单上注明情况并签名。

登记保存物品时，在原地保存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的，可以异地保存。

第三十二条 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7日内依法作出下列处理决定：

（一）需要进行技术检验或者鉴定的，送交检验或者鉴定；

（二）依法不需要没收的物品，退还当事人；

（三）依法应当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移交有关部门；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调查终结，执法机构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并根据情况分别作出予以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或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决定。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执法机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和依据。执法机构拟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应当载明当事人有在收到告知书后三日内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机构应当组织听证。

第三十四条 听证会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宣布案由和听证纪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宣布和核对听证参加人员名单；

（二）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和行政处罚的理由；

（三）当事人可以提出证据，进行陈述和申辩，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

（四）听证主持人向当事人、调查人员、证人等有关人员询问；

（五）当事人最后陈述；

（六）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三十五条 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交当事人核阅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听证主持人应当依据听证情况作出书面报告，连同笔录一并报执法机构。

报告的主要内容为：案由，听证时间、地点，听证参加人姓名或名称，申辩和质证的事项，证据鉴别和事实认定情况。

第三十六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不在场的，执法机构应当在７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七条 依法没收的财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依法应当予以销毁的物品，经执法机构负责人批准，由2名以上执法人员监督销毁，并制作销毁记录。

第三十八条 执法文书及有关材料，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目装订，立卷归档。

第四章 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三十九条 上级执法机构对下级执法机构及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实行执法监督。

第四十条 执法监督的内容包括：

（一）执法主体；

（二）执法程序；

（三）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

（四）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

（五）执法机构内部管理制度；

（六）罚没财物的处理；

（七）其他需要监督的内容。

第四十一条 执法监督的方式：

（一）受理对违法行政行为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并直接或责成有关部门处理；

（二）对执法工作进行检查；

（三）调阅行政执法案卷和其他资料；

（四）在职权范围内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四十二条 上级执法机构发现下级执法机构及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行政处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一）执法主体不合法的；

（二）执法程序违法的；

（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四）违法处置罚没财物的。

第四十三条 行政处罚因第四十二条列举情形造成以下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并可根据情节轻重，暂扣或者收回其执法证件：

（一）人民法院撤销、变更文化行政处罚决定的；

（二）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文化行政处罚决定的。

第四十四条 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收回其执法证件；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二）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支持、纵容、包庇文化市场违法经营活动的；

（三）对群众举报不受理、办理，拖延推诿的；

（四）泄露举报内容和执法行动安排的；

（五）伪造、篡改、隐匿和销毁证据的；

（六）玩忽职守酿成严重后果的；

（七）以任何形式参与文化经营活动的；

（八）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执法人员在被暂扣执法证件期间，不得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执法人员被收回执法证件的，应当调离行政执法岗位，不得再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市场稽查证》是执法人员履行职责时的合法证件，由文化部统一监制，省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核发。

执法文书由文化部统一格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监制。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文化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94年11月14日文化部发布的《文化市场稽查暂行办法》、1997年12月31日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文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00年5月15日文化部发布的《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提要】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已作出不尽相同的法律规定；这种规定既不同于理论学者所阐述的警察作证制度，也不同于实务界所指向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出庭内容，系属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即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警察出庭制度。如何规制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适用，笔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应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则不同于警察证人，其出庭并非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而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有其独特的启动适用限制、范围、程序之规定。

　　警察出庭作证，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理论学者，或者实务部门人员，从学理论证、实践需要等不同层方面加以阐述说理，积极吁呼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定成一项刑事诉讼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终于对上述制度有个较为肯定的结论，该制度似乎不应再成为一大问题，但是仔细研读，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仍有不详尽明确之处，亟待进一步明确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

　　一、同一出庭，不同内容：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区别

　　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两种情形，在新刑诉法未修正之前，有关理论学者、实务人士都将此列为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对待。这种认识，主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形都要需要有关警察人员出庭说明其经历、经手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没有必要作出实质性的区别分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都将上述两种情形统一规定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上述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不同规定，尽管都可将其笼统列入警察出庭制度范畴，在这一制度属性上，理论学说是达成共识的，但却不能将上述两种情形混为一体，究其因，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意义。第一，编列体制不相同。前者作为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一种的必经程序，而后者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范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具有庭审调查前置性质；第二，出庭依据不相同。前者适用的是证人作证义务，而后者适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出庭目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加以证明，而后者是为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四，出庭性质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证明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是一种直接证据，而后者是为了补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属于直接证据的一种；第五，法律后果不相同。前者是否出庭及作证情况只关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成立，而后者是否出庭及说明情况只关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否被法庭采纳。

　　虽然在新刑诉法之前，“两高三部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也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两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有着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在出庭程序、出庭证明、内容审查等规范化要求不相同。因此新刑诉法修正后，应当有司法解释予以不同的具体明确规定。

　　二、不同出庭，统一名称：警察出庭制度

　　在新刑诉法之前，理论学者一般称谓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是通知、指导意见中亦均将之称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能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是否得当。

　　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一些唐突。理论学者一般依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一般称为警察出庭作证，而实务部门主要是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警察出庭作证还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新刑诉法未正式给予明确的说法，只是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而作出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之所以如此称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有必要仔细区分侦查人员与警察这两类人员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就是负有前述职责的专门人员，其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十四项职责 。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并非仅为侦查活动的一种。而侦查人员，是指负有侦查职责的专门人员。新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一般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人员，以及负有侦查职责的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侦查局的侦查部门人员。虽侦查部门的名称及具体职责不尽完全相同，但因依法行使侦查权所具备的法律依据和概括规范性要求大致相同，因而在本文论述到侦查人员时，不再细分，统一归列为侦查人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是指法定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揭露和证实犯罪而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种属关系上讲，侦查人员与警察并非是同一概念，侦查人员系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一种特殊专业人员。因此，侦查人员不能完全等同于警察，其应既遵守警察的一般规定，更要恪守其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规定。

　　其次，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讲，侦查人员出庭与警察出庭的目的不是完全一致。新刑诉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警察出庭作证。这两种出庭形式、内容，新刑诉法有着不同意义的规定。新刑诉法在第一编的第五章证据部分中，第57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 ；而在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部分中，第187条第二款对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则作出“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

　　事实上，理论学者一直在呼吁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列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两高三部规定”也是认可此类观点并明确此类做法，“两高三部规定”是在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后，共同作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方式接受质询，从而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质疑问题。但是修正后的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表示支持该种认识、做法。应当说，新刑诉法的修正，并非漠视理论学者的观点，也不是忽视“两高三部规定”的意旨，仅在于考量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有其独特的规制内容。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种修正并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更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规范，更进一步澄清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身份。

　　鉴于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警察出庭作证，是有质的差异，无法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这一称谓来涵盖，对此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两种情况统一称为警察出庭制度，既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不同的规定，又便于梳理区别上述两种出庭情况，避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否成为证人的模糊认识 。

　　三、同一出庭，不同规制

　　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制度，有了立法依据，但对具体适用却未有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随着新刑诉法实施日期的迫近，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何规制及正确适用上述规定，亟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

　　（一）警察出庭作证

　　目前，新刑诉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即出庭作证的内容仅为警察在其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并非仅简单理解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身份时所经历的全部侦查行为情况。进而言之，此时警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关于其作为证人身份所作的陈述而成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未涉及证据本身所要求的合法性。

　　据此规定，可以说，警察作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与一般的目击证人作证并无两样，只不过出庭作证的警察身份具有特殊性而已。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调查的询问、交叉询问，并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

　　（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依照新刑诉法第57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仅指向其参与侦查活动过程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必要说明，并非出庭作证其证据收集情况，即其出庭说明情况，并非要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而是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针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能否将其作为警察出庭作证一样看待？即是否继续沿用“两高三部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性要求。

　　笔者认为，鉴于上述论及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在对待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不应将其与警察出庭作证同等对待。伸而言之，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对其所作的证言进行询问、交叉询问，以求得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但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是要接受法庭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而是辅助证明其从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审查，是对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侦查行为的程序性事实 的审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时并非是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仅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据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接受法庭质询时，只能围绕有关侦查人员陈述其执行侦查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展开，也就是说，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仅为其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相关的程序性事实，不能以其陈述代替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由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在法庭接受质询时，与警察作为证人作证时不应相同，即一般证人作证时可由控辩双方直接交叉询问，从而达到查明证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而侦查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目的在于解决因相关侦查工作笔录记载不清或者理解歧义带来的争议，消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疑虑，其本质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满足辩护方的质询需要，其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应当先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询问，而不应由控辩双方直接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质。

　　此外，若侦查人员在出庭说明情况时，陈述内容超出其当时侦查行为情况时，法庭能否直接将其陈述内容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有关理论学者、立法部门并未作出较为明确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法庭不应且不宜将上述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直接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理由为，第一，我国刑诉法关未将上述情况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直接作为证据对待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仅是将作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辅助审查，将上述情况直接列为证据对待，可能越俎代庖，超越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分工负责机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 ；法庭审查证据将沦为法庭收集证据，失去法庭调查的固有功能。笔者认为，若遇到上述情况，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法庭应当慎重对待，采取延期审理，并建议公诉机关对上述庭审出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核查。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有法律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要需要，也不是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提出就需要，据此应当也有必要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设置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