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殡葬管理条例

(2002年7月26日宁波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2年10月31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老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深化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丧葬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工作坚持实行火葬，废除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习，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殡葬管理工作的领导。市和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市和县（市）、区殡葬管理机构，受同级民政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殡葬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行政、公安、卫生、国土资源、规划、价格、城市管理、林业、建设、环保、文化、民族宗教、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部门以及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有关殡葬管理和宣传工作。
　　
　　第二章遗体火化管理

　　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实行遗体火化，禁止土葬。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实行火化的，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他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 出具火化遗体的死亡证明，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在医院死亡的，由医院（含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下同）出具死亡证明；
　　（二）其他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指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以及犯罪行为造成的死亡）和无名、无主遗体，由死亡地或遗体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死亡证明。
　　殡仪馆应当凭死亡证明接收和火化遗体。
　　第七条 在医院死亡的，医院或丧户应当及时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
　　其他正常死亡的，丧户或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告。公安部门应当及时出具死亡证明，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丧户及时与殡仪馆联系接运遗体和办理其他有关殡葬事宜。
　　非正常死亡的遗体，由公安部门通知殡仪馆接运，并告知丧户或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办理手续后火化。
　　无名、无主遗体，由公安部门通知殡仪馆接运，并通知遗体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办理火化手续。
　　第八条 遗体需要在殡仪馆保存的，应当办理手续，保存期限一般不超过7天，保存费由申请人支付。
　　超过遗体保存期限未办理延期手续的，经县级以上殡葬管理机构批准，殡仪馆可以在告知丧户后实施火化。遗体火化后超过60天，丧户不领取骨灰、支付火化等费用的，殡仪馆可以按无名遗体的骨灰处理。
　　高度腐烂的遗体应当立即火化；患传染病死亡的遗体，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九条 本市人员在外地死亡或者外地人员在本市死亡的，应当在就近殡仪馆火化。因特殊原因，丧户或死者生前所在单位需要将遗体运回死者生前居住地火化的，应持死者生前居住地市或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经死亡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发放丧葬费用，应当凭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
　　第十一条 殡仪馆以及其他从事殡仪服务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遗体接运、保存、火化等各项规章制度，为丧户提供规范、优质、文明的殡仪服务。
　　殡仪服务收费应当公开，并不得违反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三章 丧事管理

　　第十二条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棺木等土葬用品。
　　禁止生产、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禁止在殡仪馆和殡仪服务站使用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
　　禁止在城镇主要街道开设丧葬用品经营场所。
　　第十三条 禁止在广场、公路、街道、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举行丧事活动。
　　举行宗教丧葬仪式的，应当在规定的宗教场所内或经县级以上民族宗教部门认可的场所内进行。
　　第十四条 举行丧事活动应当遵守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和交通管理的规定，不得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第四章 骨灰处理与公墓管理

　　第十五条 骨灰可以安放在骨灰存放处，也可以在公墓、公益性墓地内墓葬、树葬、草坪葬，或者海葬等。
　　提倡不保留骨灰。
　　第十六条 公墓建设应当遵循省统一规划。骨灰存放处、公益性墓地的建设规划由市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
　　公墓、骨灰存放处、公益性墓地建设由民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并由规划、国土资源、林业、环保等部门办理规划、土地、林地、环保等相关手续。公墓经营单位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建立公墓、骨灰存放处、公益性墓地。
　　第十七条 公墓、公益性墓地应当按照节约土地、保护山林、美化环境的原则建设，实现规范化、园林化。
　　公墓、公益性墓地应当因地制宜设立服务项目，为丧户提供良好的丧葬服务，满足不同的丧葬服务需求。
　　第十八条 墓穴的占地面积，每穴不得超过0.7平方米。禁止超面积建造坟墓。
　　公墓、公益性墓地不得接受遗体或者骨灰入棺土葬。
　　第十九条 公墓经营单位在市区设置销售处，应当向销售处设置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向设置地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公墓、骨灰存放处、公益性墓地收费应当公开，并不得违反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公益性墓地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禁止出租、非法买卖墓地、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禁止恢复或者建立宗族墓地。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公墓、公益性墓地规划区周围三百米范围内开辟采石、取土场地。
　　
　　第五章 禁坟区管理

　　第二十二条 除按本条例规定批准的公墓、公益性墓地外，其他地域或场所均为禁坟区。禁坟区内禁止建立墓园和墓区以及新建、扩建坟墓。
　　第二十三条 禁坟区内沿铁路、公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通航河道两侧，海塘、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耕地、林地、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开发区、住宅区、自然保护区内已建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具有历史、艺术、科研价值的特殊坟墓外，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清理，通知墓主在规定时间内迁移，并给予补偿；但违法建造的坟墓不予补偿。补偿的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墓主逾期不迁移的，由当地镇（乡）人民政府负责迁移。
　　第二十四条 禁坟区内迁移的坟墓，应当凭镇（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迁入就近的公墓或公益性墓地并按照规定的墓穴占地面积埋葬。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已有处罚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在丧事活动中使用棺木等土葬用品，在殡仪馆或殡仪服务站使用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或者在广场、公路、街道、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举行丧事活动的，由民政部门或者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制止，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九条规定，擅自在城镇主要街道开设丧葬用品经营场所，或者擅自在市区设置公墓销售处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公墓、公益性墓地规划区周围三百米范围内开辟采石、取土场地的，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制止，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条规定，殡仪馆、公墓、公益性墓地以及其他殡葬服务单位违反规定收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由民政部门按管理权限对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殡葬服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遵守工作职责、违反操作规程，出现重大事故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民政部门责令该单位限期整改，并按管理权限对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殡葬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还，并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民政部门、殡葬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殡葬管理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华侨和外国人的殡葬事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宁波市殡葬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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