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传播性病给妻子涉嫌犯罪吗？
　　　　　　　　　　　　　　杨　　涛
新婚仅十天，新娘就发现身体出现异常。两个月后，她被确诊感染了严重的性病。此时她才知道，新郎隐瞒了他有6年性病史、一直未能治愈的事实。悲愤之余，她发誓要追究配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据悉，因被传染性病而追究配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在国内尚属首次。（《成都商报》5月16日）
可是，这位新娘要追究新郎的刑事责任的道路却不是平坦的。她先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举报新郎对她“故意伤害”，但值班警官称，国内从未有过婚内传染性病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先例，新郎的行为属于“道德范畴”，其可向其索要民事赔偿，不能立案；她在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收下材料后，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全都退还给了她，建议她“先民事后刑事”，其理由也是“此案存在争议”；最后她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看来，这位悲愤的新娘要达到其目在实践中却很难。在刑法中，有故意传播性病这一罪名，即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但这一犯罪的行为是发生在卖淫、嫖娼中，新郎的行为却是发生在婚内，并不符合。那么，是否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追究新郎的刑事责任吗？哈尔滨市和石狮市的检察机关都曾经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捕了为报复恋人，故意将性病传播给恋人的犯罪嫌疑人。在那二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报复的动机很明显。但在这起案件中，新郎明知自己有性病，但其没有报复动机，其只是与新娘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因此要说他希望自己的性病传染给新娘就很难说的过去，这就说明其没有直接故意。但是，动机并不是犯罪的必备的要件，那么，新郎的主观方面到底是“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有性病而放任性病传染给新娘，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明知自己有性病但轻信能避免传染给新娘呢？在我看来，这就要看新郎所患有的性病是否具有较高传染概率以及新郎是否明知有这种较高传染概率，如果这种性病有较高的传染概率，新郎也明知这种概率，则不管其出于什么动机，可以认为其是一种放任的心态，构成“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如果这种性病没有较高的传染概率，或者有较高的传染概率但新?并不知道，那么只能认为他的主观心态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从报道上看，新郎明知自己患有严重的性病，且6年未能治好，其行为可能涉嫌“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　
但是，即使新郎的主观心态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从报道来看，新娘患的是“生殖系统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这是一种严重的性病，并且让新娘根治困难，这完全可以说给新娘造成了重伤的结果，我认为新郎的行为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
这起案件其实最应当引起关注的是关于婚内发生的各种侵害对方权益的现象。在传统的观念中，婚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即使非常严重，也通常被人包括一些司法人员认为是仅仅是道德问题。其实，法律与道德并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夫妻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对方的权益，就超出了道德底线，法律必须对其进行规范，在婚内虐待对方等等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近年来，一些司法机关对于“婚内强奸”的案件也作出过有罪判决，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于公民权益的保护。因此，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打破传统的观念，在当事人控告前提下，并且行为人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形下，也应当行动起来，该立案的要立案，该侦查的要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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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14号


　　《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四届一五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2月22日起施行。

代市长 王荣

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及时、高效解决医患纠纷，遏制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深圳市内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统称医疗机构)发生的医患纠纷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患纠纷，是指患方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实施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执业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争议。

　　第四条 处理医患纠纷应遵循属地管理、调解优先、客观公正、快速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医疗纠纷处理工作。

　　第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推进医患纠纷调解机构建设，做好医疗纠纷调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公安行政部门依法处置各类医患纠纷引发的治安事件，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患纠纷防范处置预案，建立医患纠纷预防处置机制，开展医务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执业责任保险。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执业责任保险。

第二章 医患纠纷的调解

　　第十条 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将医患纠纷纳入工作范围，在街道设立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辖区各主要医疗机构内设立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以下统称医调室)。

　　第十一条 医调室人民调解员应由具有一定医学、法学或者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配合并协助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好医患纠纷调解员的聘用、管理和培训工作。

　　第十二条 发生医患纠纷，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向所在辖区医调室申请调解，患方也可自行向医疗机构所在辖区医调室申请调解。

　　医调室接到调解申请后，经审查符合人民调解受案范围的，应当立即受理，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向医患双方出具《医患纠纷调解受理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调解期限。

　　患方申请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受理，及时调解。

　　第十三条 在医患纠纷调解过程中，医患双方的参加人数均不得超过3人。

　　第十四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经医患双方签字后，医调室应当制作书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送达医患双方。

　　人民调解协议书送达医患双方后生效，医患双方应当遵守。

　　第十五条 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医调室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指导医患双方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第十六条 医调室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二)对当事人进行侮辱、压制、打击报复;

　　(三)泄露当事人隐私;

　　(四)接受当事人请客或送礼。

　　第十七条 医调室调解不得向医患纠纷当事人收取费用。医调室工作经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医患纠纷的仲裁和诉讼

　　第十八条 医患双方因医患纠纷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医患双方依照仲裁法规定达成仲裁协议，任何一方提出仲裁申请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市政府应当依法完善仲裁委员会的医患纠纷仲裁机制。

　　第十九条 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医患纠纷过程中需向医疗机构调查取证的，医疗机构应当积极配合。

　　第二十条 医患双方可就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患双方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可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依法进行司法鉴定。

　　第二十一条 患方选择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生活困难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部门应当依法支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医患纠纷中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已参加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且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赔偿条件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赔偿;未参加医疗执业责任保险的，由医疗机构向患方及时作出赔偿。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追究医疗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一)未制定《医患纠纷防范处置预案》，防范不到位，处置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处理医患纠纷过程中不积极、不配合，致使调解、仲裁、诉讼无法正常进行的;

　　(三)不及时履行赔偿责任，导致矛盾激化的;

　　(四)处理医患纠纷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四条 患方或其他人员在解决医患纠纷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占据医疗机构诊疗或办公场所、围堵医疗机构出入口以及其他扰乱医疗机构秩序，致使工作、医疗不能正常进行的行为;

　　(二)盗窃、抢夺医疗机构病历资料及其他诊疗文件资料的行为;

　　(三)将老人、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者弃留医疗机构以及其他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行为;

　　(四)非医患纠纷当事人或患者近亲属组织、教唆、胁迫他人干扰医患纠纷处理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由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各有关单位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2月22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