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

涂 斌 华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对于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单纯依靠刑罚来加以控制与防范已经被现实生活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极其幼稚的，犯罪本文在重新准确定义何谓金融诈骗犯罪的基础上，对于该罪的诈骗行为本质上是对金融活动的基本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进行阐述，并对将诚信原则契合到犯罪控制领域内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从而确立该原则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过程中的刑罚替代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控制与防范的制度设计。
关键字：金融 诈骗 金融诈骗犯罪 诚实信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笔者认为，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刑罚制裁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仅仅只是一剂治标的药方，并且该药方并不是总是那么有效。
那么，刑罚是否使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的唯一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同时，从犯罪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历来有社会预防论与刑罚报应论，纵观世界各国，对此又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分，其中二元论为我国学者所主张，认为，实现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刑罚报应就势所难免；而运用刑罚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坚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预防论。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应当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并认为这是从一定社会结构出发，根据社会正义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但是，对于报应论而言，对于无限复杂的社会来说，相对有限的的刑罚手段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适用却总是难免陷入不敷使用的尴尬境地，事实上，刑罚在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刑罚是冲突的解毒剂，但又是冲突的创造物。刑罚天然地具有强制性，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即使是适用刑罚，刑罚也应当将其现实强制性转化为诱导性强制。
同时，对于预防论而言，就作为预防论基础的功利主义而言，其又必须有其赖以成就的基础，而该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必定或表现为一定的人类本性，或表现为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而对于本文讨论的主题金融诈骗犯罪而言，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刑罚在控制与防范该类犯罪过程中的苍白与无力，这也就迫使我们必须首先抛弃单纯的事后调整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事前调整的方式，即从预防的角度来寻找一个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有效途径。而已如前述，预防的基础在于表现为一定形式的人类本性或社会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当中，而根据任何法律对人性本恶的假定，即任何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反映在市场中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即任何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必须诚实、不欺诈，守信用。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与条件，诚实信用原则由此确立其在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领域内的刑罚替代地位。
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由是被立法明文规定下来并由此成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必须恪守的一项法律基本原则，在我国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民法通则的第四条。就其宗旨乃为维持某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的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4]
从社会形态角度看，在犯罪控制领域内契合诚信原则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相契合的，法治理想在社会扎根，就必须说明这种社会的本质如何既能推动人们去追求这一理想又限制人们充分事项这一理想。唯此，才可能避免理想注意和行为注意认识法律秩序的错误。而该原则既有利于促成一种法治理想，又可防止上述流弊。即塑造一个道德高尚，诚实不伪的理想社会，最终使法律的适用尽可能地停留在事前调整的范畴。
从国家角度着眼，福柯指出，压制性立法的重要用途之一是能够被法律系统用来作为临时填补缺口的策略。它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在市场、在社会推动诚信的首要障碍。事实上，刑罚无论经过统治者如何精心设计，都是在把人们当作强制和表演的对象，其实质是贬低人们的道德观。
诚信原则这一理念在犯罪控制领域内暗示着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从来不能在不考虑其行为可能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影响地前提下，追求个人自己的目的，由此他的行为受到约束，该约束表现为个人由于通过认识到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的无（负）价值而自觉放弃实施犯罪地意思决定。
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其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犯罪手段都是在金融领域甚至整个商业领域进行“诈骗”，而众所周知的是，诈骗实质上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它要求一切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目的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并维持市场秩序。金融诈骗犯罪的诈骗特性既然是对该原则的违反，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从根源上去探讨为什么该原则会遭到破坏，如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贯彻该原则并防止或减少对该原则的任何破坏。
而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也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适用是在法律上的直接适用，即在市场经济参加者一方或双方有违背诚信原则行为而导致纠纷或诉讼时，法官可将该原则作为一般条款直接适用，对违反者施加法律上的不利益，该种不利益即可表现为财产权利的丧减，也可表现为人身权利的限缩。
但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条款，并不仅仅也不可能仅仅只在上述层次上得到适用，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第二层次适用，乃在于在市场中自觉而非自发的建构一种理想秩序，从而使该原则的遵守成为经济活动中理所应当的事，即使其从法律层次上升为道德的层次，即实现其终极价值的回归。
但是，这一回归的实现是前提的，这一前提便是在市场中建立和完善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以保证诚信原则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守。而这一制度体系无疑十分繁复庞杂，但究其要旨，大致应包括下列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诚信原则中的诚实仅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人无从得知与判断，但是信用却可以尤其外观，即为社会对其信用的评价。鉴于在金融活动中的参加主体双方或一方主要是金融机构，而由于金融机构公司在我国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即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开放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封闭性公司，法律上对其对外的信息披露要求不高，这就导致了此类金融机构的透明性不高，外部社会以及潜在的从事金融交易的相对人无从得知该机构或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资产状况以及信用状况，这就使得金融机构的暗箱操作成为可能，这也是滋生金融腐败、金融诈骗的温床。而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则恰恰是弥补上述缺漏的最佳途径。
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信用体系，而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一个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对于规范金融活动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公平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何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体系，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做得较超前也较好的是上海市，早在九十年代末，上海市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征信与企业征信的制度办法，并推广一整套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来建立和推动市场金融信用体系，这无疑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效仿与推广的。
（二）、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的一种考察与建档，使抽象的金融信用获得外在的客观性。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与此不同，金融机构的认证体系，主要是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金融机构认定与肯定。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认证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对其中符合认证标准的金融机构授予认证标志，并对此类获得认证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商业优惠性政策。而潜在的交易相对人也可自主选择此类或非此类金融机构进行交易——而事实上，任何商人总是倾向于与诚实守信的商人打交道——从而保证交易的安全与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或曰推动此类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又不亚于是一种事实的激励机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广与深入人心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
（三）在商业金融活动领域内严格贯彻实名制。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与风气的塑立，有一个必然前提，即明确市场主体身份，使其对于诚信的遵守与违反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设若有人作出有违诚信之行为而社会并未得知，则此违反几无成本，诚信原则必形同虚设，为此我们必须使各安其名，各守其分，即确立市场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实名制。我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确立了若干实名制度，譬如存款实名制、证券开户实名制等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总是有许多金融活动参加者采用种种手段规避法律的实名规定，来达到其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例如，使用他人身份证进行存款、开户买卖证券，从而实现避税、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非法目的，而这些正是典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地贯彻实施法律规定的实名制，不能使法律的明确规定流于形式，而为金融欺诈者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欺诈者的欺诈方式与手段是极其简单浅显的，监管部门只需稍尽注意义务即可防范，而我国目前许多监管部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对此类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当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树立一个良好的遵守诚信原则的风气，无疑还需要很多其它配套制度的支持，上述种种仅是就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而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一再强调的，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特殊实质，即其恰恰是对经济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使我们从事实和法律上获得了使诚信原则作为刑罚的替代来控制和防范金融犯罪的正当理由，而这也正是本文就金融诈骗犯罪的非刑罚性控制与防范的的缘由，如果这对我国更好的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犯罪有任何裨益，哪怕极其微小，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于华政园

甘肃省张掖市人民政府


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掖市城区公厕管理办法的通知

张政发〔2010〕67号


甘州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张掖市城区公厕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张掖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张掖市城区公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区公厕管理，提高城区公厕服务水平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设部《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张掖市城区范围内公厕的建设、管理和维护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厕，是指在城区范围内设置的供居民和流动人口使用的厕所，包括公共建筑（道路、广场、车站、宾馆、商店、饭店、影剧院、公园、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展览馆等）附设的公厕以及流动公厕。
　　第四条　城区公厕建设实行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结合，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建设城区公厕。
　　第五条　城区公厕建设管理实行分工负责制。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区公厕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市规划管理部门负责城区公厕建设规划的制定、实施和公厕工程批后规划管理工作；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城区公厕市容市貌的监督管理；
　　甘州区政府负责城区公厕的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
　　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城区公厕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区公厕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改并重、方便群众、卫生适用、有利排放，便于清运、经济美观”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城区公厕规划要根据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所人流特点等因素，依照《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及公共建筑设计规范进行编制，并纳入城市专项规划或详细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后实施。
　　第八条　下列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公厕：
　　（一）城市广场、公园绿地、旅游风景区和城区主干道两侧；
　　（二）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中型商场（店）、宾馆、饭店、娱乐场所，影剧院、体育馆（场）、展览馆；
　　（三）各类市场、大中型停车场；
　　（四）住宅小区。
　　人流量密集、建厕地点难以落实的繁华地段，沿街公共建筑附设的内部厕所必须向社会开放使用。
　　城区公厕的设置，应当符合卫生防疫的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第九条　城区道路两侧的公厕应按建设部《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要求进行规划和设置：
　　（一）人流量较大的繁华地段按每300—500米的距离设置１座，流动人口密度大的街道应小于300米，一般街道按每750—1000米的距离设置1座；
　　（二）旧城成片改造地段和新建小区，每平方公里不得少于３座。
　　（三）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公共绿地，按每1万平方米用地或每间隔250米设置１座。
　　城区广场周边按前款第（一）项规定标准设置。
　　第十条　城区道路两侧规划布局独立公厕时，应将距离公厕外墙３米以内的空地规划为绿化用地。
　　第十一条　对独立公厕周围的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审批时，要考虑公厕的使用功能，不得阻塞出粪通道。
　　第十二条　城区公厕设计应当采用高效、节水型的卫生设备和粪便储存、处理设施。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区公厕规划用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建设单位经批准征用的土地含有城市公厕规划用地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城市公厕规划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修建公厕，并向社会开放使用。
　　第十四条　城区公厕的建设、维修和管理责任划分如下：
　　（一）城区内按规划单独建设的公厕，纳入城市建设计划，由甘州区政府负责建设、管理和维护，可安排公益岗位，由专人负责保洁、维护和日常管理；
　　（二）各类市场、大中型停车场内规划的公厕，由其经营管理单位负责建设、维修和管理；
　　（三）住宅小区内规划的公厕，由其开发商投资建设，建成后移交小区物业管理单位负责维修和管理；
　　（四）公园、旅游景区内的公厕，由其主管部门或经营管理单位负责建设、维修和管理；
　　（五）城区公共绿地内规划的公厕，由园林部门建设、维修和管理；
　　（六）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附设的公厕，由产权单位负责建设、维修和管理。
　　本条前款第二、三、五项中的公厕建设、维修、管理，其管理单位或产权单位可委托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代建、维修和管理。
　　第十五条　城区公厕建设必须符合建设部《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中的一、二类公厕标准，其中，大型文化娱乐场所、公园、广场、机场、车站、体育馆（场）、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的公厕，必须符合一类公厕的标准，有条件的应新建生态公厕。一类公厕及人流量较大的繁华地段的二类公厕，应设置供残疾人使用的专用厕位和无障碍通道。
　　对现有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厕，由市规划管理部门会同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编制改造计划，责成有关单位或产权人限期改造。
　　第十六条　城区公厕建设应做到造型美观、卫生适用。繁华路段、窗口地段、公园、旅游景区的公厕应提高建造标准，有条件的公厕四周应植树、种花、种草，以美化环境。
　　新建公厕应当以水冲式厕所为主。对于原有旱厕，应当按照城市公厕建设规划逐步改建为水冲式公厕。
　　禁止新建旱厕、简厕等不符合城区公厕设计标准的公厕。
　　第十七条　应当设置而未设置公厕的场所、公共建筑或者原有的公厕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城市公厕建设规划的要求进行新建、扩建或改建。
　　对于损坏严重或者年久失修的公厕，责任单位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责任分工，负责改建或者重建，但在拆除重建时应当修建临时公厕。
　　第十八条　人流量大、公厕数量不足的地段，可设立流动公厕。设立流动公厕必须经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城区公厕必须设置明显的、符合《公共信息标志图形符号》规定的标志，便于使用者寻找。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损坏、拆除、迁移、封闭公厕。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经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同意后，按“先建后拆”的原则负责重建；确有困难不能先建的，可先采取临时的过渡措施。
　　第二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同时配套或附设公厕的，公厕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建设公厕的投资，应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妨碍经批准按规定设置的公厕的建设。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凡涉及新建、扩建、改建公厕的，工程竣工时，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参与工程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三条　供水、供电部门应保障城区公厕的水、电供应。
　　第二十四条　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当对城区公厕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并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管理好公厕档案。
　　第二十五条　城区公厕的保洁实行专人负责，并逐步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公厕内、外环境应保持清洁、卫生，设备、设施保持完好。
　　城区公厕的保洁标准，由甘州区制定实施。
　　第二十六条　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对公厕的卫生及设备、设施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督促责任单位及时纠正。
　　第二十七条 公厕使用者应当自觉维护公厕的清洁、卫生，爱护公厕的设备、设施。严禁下列行为：
　　（一）在公厕墙壁和其他设施上涂抹、刻画、张贴；
　　（二）在公厕内随地吐痰、乱扔杂物；
　　（三）在便器、便池、粪井内倾倒污物；
　　（四）在便池外便溺；
　　（五）损坏公厕的各项设施、设备。
　　第二十八条　城区公厕必须按规定时间开放，不得随意停用。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停用的，必须经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批准。
　　公厕的开放时间由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实行收费管理的公厕，必须有专人管理，公布收费标准、公布使用管理规定、保洁制度、保洁人员、监督电话，接受市民监督。所收费用专项用于公厕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第三十条　纳入免费位置的公厕，由甘州区政府保障正常的运行费用，并安排公益岗位人员进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按规划投资建设城区公厕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享受以下优惠：
　　（一）单一性的水厕，按实际占地面积办理划拨用地手续；综合建筑物中的水厕或一栋建筑物底层按规划带建的水厕，其用地按分摊面积办理划拨用地手续。
　　（二）单独建设的公共水厕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工程结建费、垃圾处理费；供水、供热、供电、排水设施就近接入城市管网，投资者仅承担城市管网到水厕的工料费。在一栋建筑物底层带建的公厕该项工程免收人防工程结建费、工程建设交易服务费，除公厕建筑面积外再减免400平方米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市建设、规划、国土等部门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从简办理城区公厕建设的相关手续。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单位或个人，由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照建设部《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或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甘州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照建设部《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收费或者滥收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辱骂、殴打环境卫生专业人员，阻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6月1日施行，有效期五年，2010年6月1日至201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