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鼓励发展总部性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
襄樊政发［2008]5号
襄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鼓励发展总部性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襄樊市鼓励发展总部性企业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五日
襄樊市鼓励发展总部性企业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国内外企业在我市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发展总部经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襄樊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的总部性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本市注册登记，总部或核心营运机构设在襄樊的企业。国内外大型企业设立的分支机构、研发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信息中心等，符合总部财务管理等有关规定及运作方式的，亦可认定为总部性企业。
第三条经认定的总部性企业，包括本市原有企业、新办企业和市外引进企业（不含政策性国有企业、自然垄断性企业），均可申请享受本规定的各项鼓励政策。
第四条襄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改委）负责本市总部性企业的认定，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本规定相关政策。
市财政、税务、工商、人事、商务、科技、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本规定相关政策的落实。
第五条本市认定的总部性企业，应当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国内民营100强企业的总部或分支机构；
（二）荣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商务部重点培育出口名牌的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
（三）在本市境外投资或授权管理的下属企业2个以上，且税收在我市汇总交纳的企业；
（四）年营业额1亿元以上或连续三年纳税额300万元以上的企业；
（五）年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及以上企业；
（六）上市公司；
（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八）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九）经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省部级及以上检测机构。
国内行业排名前10名企业和成长性好、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在我市设立总部的认定条件可适当降低。
第六条申请认定为总部性企业，应当向市发改委提交下列资料：
（一）总部设在襄樊的企业须提交的资料：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
2、公司的资信证明文件、工商、税务注册登记文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3、本规定第五条规定条件的证明资料；
4、其它资料。
（二）在襄樊设立分支机构须提交的资料：
1、由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投资性公司、管理性公司、服务性公司或生产性公司的证明资料；
2、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分支机构基本职能的授权文件；
3、总公司的资信证明文件、注册登记文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总公司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的企业批准证书（外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和验资报告（均为复印件）；
5、分支机构的工商、税务注册登记文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6、本规定第五条规定条件的相应证明资料；
7、其它资料。
第七条市发改委在收到企业的申请资料后，应当在30日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并作出认定。
第八条经认定的新引进市外迁入襄樊的总部性企业年本级税收300万元以上的，从其在我市纳税（不包括其原有在樊企业的纳税部分)年度起，连续3年每年按其对本市财政贡献额的30%给予奖励。奖励期满后，按本地总部性企业执行鼓励政策。
第九条经认定投资新办的总部性企业，无论其投资来源于市内或市外，均可比照新引进市外总部性企业享受本规定第八条优惠政策。
第十条经认定的本市现有总部性企业，税收增幅连续两年超过市区平均增幅15%以上的，按其缴纳本级税收比上年增加额的30%给予奖励。
对该类总部性企业的认定和奖励每年核定一次。
第十一条符合本规定第八、第九或第十条奖励条件的总部性企业，在对企业实行奖励的同时，按同口径对其在襄樊总部法定代表人给予5%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
第十二条经认定的新引进市外总部性企业迁入襄樊可享受以下购、建或租房补贴：
（一）购买和自建办公、商务用房，面积达到500平方米及以上的，按其购买或自建办公、商务用房所产生的本市本级税收的50%给予一次性补贴。
（二）年本级税收收入300万元以上的，可按本级税收收入的2%享受3年的办公、商务用房租房补贴。
第十三条入驻本市的总部性企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高科技项目，可以申请使用市科技三项经费。
第十四条行使投资管理的总部性企业可以建立统一的内部资金管理体制，对自有资金实行统一管理；涉及外汇资金运作的，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104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总部性企业的外籍人员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等，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就合理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外籍人员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由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十六条支持总部性企业依法取得外贸进出口权，为其所投资和授权管理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原材料及出口产品。
鼓励总部性企业在本市设立跨国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跨国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可以享受退税政策。
第十七条总部性企业及其在本市的投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市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统筹安排，优先保证供应。供应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八条总部性企业及其所属的研究开发机构引进的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确实属于本市紧缺的中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经市人事局批准，可以享受下列政策：
（一）优先申报高级职称，积极向省高级评委会推荐；
（二）解决本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常住户口；
（三）子女入园、入学可享受本市居民待遇。
第十九条总部性企业的工作人员可享受以下出入境便利：
（一）台湾居民可优先办理1至5年居留签证或多次出入境签注；
（二）外籍人员可优先办理居留签证或多次出入境签证。
（三）中资或中资控股企业总部的中高级职员中的中方人员出国可办理因公护照。
第二十条对引进市外总部性企业的引资人按照我市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新引进具有较大影响的总部性企业，除享受本规定鼓励政策外，市政府按照一事一议的办法确定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各项鼓励政策中涉及的奖励和补贴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由市、区（开发区）两级财政按受益比例分摊。
第二十三条上述鼓励政策，由市发改委、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报市政府批准后，按年度予以兑现。
第二十四条本规定适用于市区总部性企业认定和鼓励政策的落实工作，襄阳区和各县（市）可参照本规定执行或另行制定鼓励政策。
第二十五条本规定由市发改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本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小产权房”流转纠纷解决的司法途径及法理分析
于喜胜
（一）主要纠纷及现行司法解决方式
由于“小产权房”比较尴尬的法律身份，很容易造成多种形式的法律纠纷，如出卖人和买受人的纠纷，再流转时与第三人的纠纷，国家征地拆迁时的补偿纠纷，房屋的质量纠纷，物业管理纠纷等等。但解决这些纠纷的关键都在于对“小产权房”的产权以及相关的法律关系进行认证，以确定能否适用一般情况下土地和房地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因此，笔者拟以较为典型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玉兰与马海涛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分析现行对“小产权房”流转时产生的纠纷解决的司法途径。
基本案情如下：李玉兰与马海涛于2002年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由李玉兰购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辛店村房屋8间及院落，房屋价款45000元。2006年12月，马海涛向通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返还房屋。2007年12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李玉兰向马海涛返还房屋，马海涛向李玉兰支付房屋及添附部分价款93808元，同时该判决认定马海涛是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要责任方，应对李玉兰的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赔偿。因而李玉兰诉至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马海涛赔偿其经济补偿金480000元。通州区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作出裁决：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裁定马海涛赔偿李玉兰因土地升值或拆迁、补偿方面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十八万五千二百九十元。
李玉兰与马海涛两次对簿公堂，通州区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都不约而同地以《合同法》作为裁判依据。具体来说，即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的第五款情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判定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效；依照第五十八条，判定合同无效后，双方应当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即买受人腾空房屋，出卖人返还售房所得。同时出卖人应当对合同无效负主要责任，赔偿买受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而这两个层次的裁定中，又以第一层次，即判定合同无效作为前提。
而这实际上也是现在司法领域对此类纠纷的基本判断逻辑，如北京市高院下发了《关于审理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研讨会会议纪要》。其中写道：“与会者同时认为，此类合同的效力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例外的情况是：“如买卖双方都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经过了宅基地审批手续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尚未给出解决此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
（二）现行司法解决方式的法理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此类纠纷一般是以合同无效作出判断，因此买受人必须返还房屋，出卖人返还价款及赔偿损失。那么司法上做出这样的裁定从法理上来说是否没有瑕疵呢？
从判断的逻辑前提来看，是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的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违反的具体法律应当指的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中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及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以及表面看来，判定合同无效似乎顺理成章，但是确定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关键要对法律禁令进行解释。在解释时，应当以下列原则为出发点：法律制度必须是没有矛盾的。[1]因此，必须还要对土地管理法的这一禁止性规定作出分析，判断这一规定与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管理的其他法律法规是否存在矛盾。
目前我国关于宅基地管理的规定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各类法律法规，比较分散。这就造成了援引上的混乱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以下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分析。
1、从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归属分析。1956年6月，全国人大制订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社员入社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原有的坟地、房屋基地不必入社。这就保留了社员对宅基地的所有权。而1962年9月，中共第八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其中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为生产队范围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未经县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此后，农民失去了对宅基地的所有权。另外，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条规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土地管理法》的第八条第二款则以特别法的形式确认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
2、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归属分析。《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第六十二条关于农民宅基地使用的限制性规定也在实际上承认了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法》第十三章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中也确认了农民对宅基地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这实际上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占有、使用权能的分离。
3、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分析。《物权法》在第一百五十三条中规定“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并没有直接做出允许或禁止性规定。而在《物权法》（草案第三稿）的第一百六十二条中，规定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可见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城镇居民购买“小产权房”的现实，并通过对土地管理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援引而不是直接规定为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余地。
（1）1982年2月，国务院制定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集镇内非农业户建房需要用地的，应提出申请，由管理集镇的机构与有关生产队协商，参照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第十四条规定是：“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确实需要占用耕地、园地的，必须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第十五条还规定：“由于买卖房屋而转移宅基地使用权的，应按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批、审查、批准手续。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生产队收回，统一安排使用。”由第十八条和第十四条可知，非农业户可以经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由第十五条可知，非农业户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并没有强制规定要由生产队收回，因而可以保留宅基地的使用权，同时也可以对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转让。由此可见，此时城镇居民是可以在农村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并进行转让的。
（2）1986年6月制定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用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并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一规定实际上仍然承认了城镇居民可以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198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修正《土地管理法》时，对这一条款予以了保留。
（3）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1999年元旦起施行）则删去了原土地管理法中第四十一条关于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在集体土地上建房的许可性规定，增加了第四十三条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的新规定，还新增加了第六十三条，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从此时起，法律从对城镇居民在宅基地上建造和购买房屋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土地管理法》修订实行后，以往有关宅基地使用权的行政法规不应与其相抵触，当有矛盾时，应该以《土地管理法》为准。因此从法理上推断，以往允许城镇居民在农村宅基地上建造并购买房屋的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已经失去了效力。
但是《土地管理法》新增的第四十三条和第六十三条是具有瑕疵的。首先，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其中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即包括“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这条规定中，并没有限定征收农民宅基地的目的。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出让给开发商建设商品房，取得丰厚的土地出让金时，并不需要具备适格的目的的依据所在。而在《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就明确限定了征收和征用必须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因此，在同一部《土地管理法》中便出现了前后矛盾。同时，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中将征收、征用土地的目的限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其本质精神是为了保护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被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无限制地吞噬，保护我国紧缺的耕地资源和粮食安全，同时切实保护关系到农民生存的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因此，《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与宪法第十条第三款的精神也是违背的。
其次，《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而宪法第10条第64款修正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其中明确承认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但其后并没有诸如“法律做出禁止性规定的除外”。但这一涵义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了“不得……非法转让土地”中，因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然是“非法转让”的情形。因而宪法并没有直接做出禁止性规定，而是将这一权限交给了其他法律，即体现在《土地管理法》中的第六十三条。那么又如何判断《土地管理法》的这一条规定是否合理呢？可以推知，这一条规定并没有上位法的支持。
仔细划分第六十三条中所指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城镇居民在农民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因而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我国宅基地的使用权实际上是“由地面附着的房屋所有权来确定”[2]，因此城镇居民在农民的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实际上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因而构成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二是城镇居民购买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屋而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而其中的第一种情形下的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以《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为依据的。因为依照第四十三条，除了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及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都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而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违法性实际上产生于城镇居民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违法性。但如前所论述，第四十三条实际上是具有瑕疵的，因而第六十三条在第一种情形下推导出的限制性规定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而第六十三条所涵盖的第二种情形则由它自身做出限制性规定，和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有关，从法理上讲没有瑕疵。
综上所述，《土地管理法》新增的第四十三条和第六十三条虽然都对城镇居民在宅基地上建造或购买房屋做出了禁止性规定，但这两条规定本身的合理性还并不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