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5月13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30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江河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生态环境保护，是指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建设。
第三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与生态环境有关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保护生态环境，应尊重生态系统内部的规律，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在自治州境内进行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实行先评价后开发、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制度，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协调。
第五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地方财力逐年增加投入，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家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广泛深入宣传国家在治理西部生态环境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大力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鼓励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开
发和推广。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牧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卫生、交通、城建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行使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权，共同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与治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积极组织力量，实施江河源头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防沙治沙工程，努力改善江河源区生态环境。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州内外地方、集体、个人以及其他组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大力兴办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事业。
第十一条 凡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项目，必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开发、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有生态评价和对策的内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当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必须制定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否则，不得施工或组织生产。
（三）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四）在修路、开矿、兴修水利、电力工程和其他开发建设项目时，所排弃的剥离表土、矸石、尾矿、废渣、砂石等，不得在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
第十二条 凡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执行国家及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护森林、草原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以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的林草植被。
加快建设扎陵湖、鄂陵湖、阿尼玛卿山、年保叶什则山自然保护区，切实保护江河源头地区湿地和珍稀野生动物物种资源，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区域的保护工作，在上述区域内，不得修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设施。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玛柯河、多柯河、尕柯河至羊玉断面等天然林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全面停止一切天然林采伐，关闭林区木材市场，冻结征占用林地，禁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
禁止在有林地、乔木灌木林地、苗圃地，以及河谷地带的宜林地上非法开垦、采金、采砂石、采矿等活动。
在实施重点林区生态工程时，应大力推行个体承包的方式，组织农牧民参加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管护，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在条件适宜地区积极开展人工造林种草，扩大森林植被覆盖面积。
第十五条 江河源头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实行以生物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现有耕地逐步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林草植被。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快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人工种草、封山（滩）育草，综合治理“黑土滩”，草场实行划区（片）轮封轮牧，遏止草场退化。
坚持立草为业，科学养畜，调整畜群结构，实行以草定畜，促进草场资源合理利用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禁止非法开垦草原，禁止在草原上采金、挖草皮、掘壕沟。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治草原鼠、病、虫灾害和森林病虫害，并健全和完善预测、预报和预防、监测机制。
禁止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和销售鹫、鸢、雕、猫头鹰、沙狐、赤狐、黄鼬等草原鼠类和农作物害虫天敌。
第十八条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协同牧区能源行政主管部门推广新能源利用技术，指导城乡居民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清洁能源。

第三章 污染防治
第十九条 对生态环境有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二十条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牧民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推广配方施肥技术。
第二十一条 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鼓励农牧业生产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药品。
禁止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灭虫、灭鼠药品。
第二十二条 向草原灌溉渠道和渔业水体排放工业废水或者城镇污水者，必须保证灌溉引水点和渔业水体的水质符合水质标准。
禁止向江河、湖泊等水体倾倒垃圾、油类、有毒废液和含有病原体的废水；禁止在人畜饮水水体及周围地区浸泡或者清洗装贮油类、有害有毒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和车辆。
第二十三条 各城镇应当在适当地点设立垃圾堆放场，实行垃圾回收填埋制度，防止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各地举办赛马会、物资交流会等活动或开展旅游事业，举办单位或有关部门必须集中收集、处理垃圾、防止“白色污染”和水体污染。
第二十四条 专业从事牲畜屠宰和畜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牲畜粪便、废水和其他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对因病死亡和染疫畜禽及其产品由动物防疫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与危害。
第二十五条 因受污染而危害人畜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区域，应划为污染整治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污染单位和个人限期治理。
污染整治区的划定及治理办法，由自治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因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原因排放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定期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
第二十八条 加强对淘金、采金、选金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管理和监督。禁止个体淘金；对国有和有组织的集体采金活动，应当划定采金区域，制定矿山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强制性措施，监督其恢复植被。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牧业、林业、水利、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管辖范围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实物和资料。
发生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000元～5000元的罚款；
（一）开发、建设项目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未按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的规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
（三）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修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设施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有关手续，并可处以1000元～5000元的罚款；
（一）未经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擅自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的；
（二）在开发、建设中违法倾倒表土、矸石、尾矿、废渣、砂石的；
（三）向江河、湖泊等水体倾倒垃圾、油类、有毒废液和含有病原体的废水，或在人畜饮水水体及周围地区浸泡或者清洗装贮油类、有害有毒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和车辆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盗伐国有天然林区林木的；
（二）采伐或砍挖天然乔木、沙生植物的；
（三）在乔木灌木林地、苗圃地以及国家规划的宜林地上非法开垦、采金、采砂石、采矿等活动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源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实物价值5～10倍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农药的、由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和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该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并可处以50元～100元的罚款。
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成举办单位负责清理，直至恢复原状，并可处以1000元～5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超出划定区域违法采金，或在采金过程中未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采金结束后未采取措施恢复原貌的，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排除危害，治理恢复；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造成重大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0年7月30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由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0年7月30日
法学院校中的法律伦理培养
郭兰英

摘要：文章提出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应包括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法律技能训练和法律伦理教育，其中法律伦理教育是灵魂。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法律伦理教育缺失，最终导致我国法治的伦理危机。作者进一步论证了我国法学教育中开展伦理教育的深远意义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 法学教育;法律伦理教育;路径

一、中国高等法学院校法律伦理教育之检讨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在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立法中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中的国家本位和执法者个人恣意,众人所指的司法腐败。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法律价值的最大化,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和终极关怀,法律成为游离于人之目的之外的治者工具,甚至连法之真——法律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都无从谈起。法律本应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法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法律伦理的缺失问题,使法律面临伦理危机。
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来看,应重视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问题在法学教育研究中也开始受到关注。大学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其中的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起两方面的重任:一是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二是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
遗憾的是，现在法学本科法学教育退化为“普法教育”，大学学习仅仅是进行了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有限的法律技能训练，而法律伦理教育是缺失的。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法律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的确应该受到我们法律教育者的关注。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社会常识, 那是满腹不合时宜, 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 社会常识, 而缺少了法律道德, 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 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
二、 在法学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的意义
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没有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剖案例的能力，我们的法律教育也许教给学生诸多的法律解释的概念，但却没有教给他们使用法律解释的技巧。因此在我国高等法学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是很迫切的。
（一）有助于培养我国法律共同体的形成
我国的法治秩序正在建构之中，同样需要一个专业化的法律家集团，一个有着共同法律话语、共同的法律知识、共同的法律信仰、共同的法律思维方式、共同的职业伦理特性和共同精神气质的自治的法律家共同体。法律职业是定分止争、守护社会正义的一项职业活动，因此它对从业者——法律家的伦理要求是高标准的。法律家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理应成为高位等级伦理的践履者，这是由于他们的伦理状况关乎法律制度是否健康、关乎社会正义的目标能否实现之故。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却恰恰忽视了对未来法律家的法律伦理教育，从课程的设置上看，绝大多数法学院校还未曾把法律伦理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来开设，而作为通识课的“大学生思想品德课”不能体现出社会对法律家高标准伦理要求的特点，法律伦理被看成是与专业课毫无关系的内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处于悬置状态，法学教育成为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实践已经证明，单方面的知识传授无论如何丰富，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法学教育。
正如孙晓楼先生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的，“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法学教育必须同时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型塑过程。通过法学教育，一方面培养未来法律家的职业崇高感，使他们深刻领悟法律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为法律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每个法律学生应有的品格；另一方面培养未来法律家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把法治作为一生的追求，为建构法治秩序做出应有的努力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有助于防治司法腐败，重塑司法权威。
司法是法治社会中极富实践性的环节,是连接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桥梁,司法的结果和状况集中体现着法治的实践形态。如果没有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不可能实现其公正的目标。史尚宽曾认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弊,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犹为重要。”当前司法腐败现象的广为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现有法律职业群体的伦理素质的缺乏。司法现代化固然需要完善的法律,但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只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能正确对待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无法根本改变司法现状。
如果法律职业群体没有科学的司法价值观、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持久的道德意志力,就难以保证其能始终如一地抵御社会压力和利益诱惑;如果法律职业群体一味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从而导致司法腐败,丧失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因此, 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 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 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
（三）为法治建设提供道德保障。
法治建设乃是良法体系的运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良法的创制具有逻辑开端的意义。而要确保所创制的法律为良法, 就必须以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 并且努力追求所创制的法律从形式到实质都具有合道德性，必须担负起为法治进程提供价值导向和设定伦理路径的时代使命。
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 无疑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和道德底线, 但仅仅于此是绝对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 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试想, 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 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 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吗?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 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 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 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 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 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 的有效供给, 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担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色色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去公正性的法律职业人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 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这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所以, 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 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 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因此, 通过强化法学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 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 无论人们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三、我国高等院校开展伦理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必须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传承民主主体价值
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 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 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
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 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自己民族的根扎得越深, 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这就是说,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时, 要自觉地实现与作为传统中华文化主体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相衔接、相结合。“ 修己” 、“ 内圣” 不仅是“ 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 , 即“ 道德风尚的倡导” 的核心, 而且也是“ 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 , 即“ 法治国家的民主” 制道德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社会法律精英” 的大量腐败堕落现象,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必须承认, “ 修己安人” “ 内圣外王” 的民族主体价值传统的丧失, 特别是这一传统在“ 社会精英” 阶层中的丧失,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法律伦理结构应当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其中, 得到普遍承认的底线伦理处于基础地位, 经过民主商谈达成的共同信念处于中心地位, 源远流长、开放常新的各种终极关怀则处于反思地位。正是它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合理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发展为明确论证国家、公民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论, 共同信念发展为深人探讨事关公共生活重大问题和复杂难题的应用伦理学, 以保障公民权利, 并要求其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这两种要素更多地与“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制度道德性相联系。终极关怀则主要发展为倡导深刻、自觉的义务感的德性论, 促使公民把个体小生命融人整体的大生命之中, 它更多地与“ 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 公民德性相联系。这就是说, 在当代这种包括三维异质要素的道德结构中, 形成于“ 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 和“ 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基础上的道德观念, 主要是一种特殊的终极关怀, 即一种儒家式的, 倡导深刻、自觉的义务感的法律伦理。
（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 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
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 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 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 扬弃” 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 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 指挥棒” 转, 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 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 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 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 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 实” 而创新的同时, 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 实现法律职业人“ 技能” 与“ 德性” 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 ,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 “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的职业性特点, 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
（三）创新教学方法，克服学院式教学模式的缺陷
学院式的法律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案例教学为辅的教学方法。 “大课讲授”是我国大学中最基本的授课形式。在我国,尽管学界对课堂授课法的垢病颇多,但它却是我们离不开的最基本教学方法。课堂授课法最利于向学生传授一套概念化、学科化、体系化的理论知识,它富有效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传授一个概念、一个体系，但是他忽视学生法律伦理的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课堂授课法的主导地位是很难改变改变。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应用上,可根据课程性质、内容和特点的不同以及教师个人素质能力的特点,采用课堂讨论式、辩论式等教学方法,重在提高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通过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的伦理认知能力的同时,重在提高学生的
伦理行为能力。无疑,诊所法律教育对课堂授课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其实,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课堂授课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把关于法律的理性的知识灌输给学生,经过学生的理解、掌握、内化到学生的意识和思维中去。而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通过踏踏实实地处理完一个真正的案件,不单单是巩固了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诸如事实调查、交流、辩护、谈判、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正义感,这些东西在课堂上是没法学习和掌握的。
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在我国要想扎根结果还面临许多问题。

参考文献:
[1] 孙笑侠. 法治对道德的态度和方式———当代中国法应当怎样促进道德目标[A].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265.
[2] 齐延平. 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J]. 法律科学,2002, (5) :19.
[3] 张文显,卢学英. 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J ]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 (6) :13 - 23.
[4] 房文萃. 当代法学教育的法理学思考[J]. 法学家,2002, (3) :118.
[5] 霍宪丹. 法学教育的历史使命与重新定位[J ] . 政法论坛,2004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