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区分连续犯和继续犯的认定

谢斌


案例：
　　一、无业青年李某因好吃懒做，又想有钱花。某天其见一女儿独自走在偏僻的小巷子，遂持刀上前准备抢劫。其在该女子身上抢得一部手机和少数现金及女子的银行卡一张。因现金较少，男子遂威逼女子去银行的柜员机取钱。在和女子取钱的过程中，李某被抓获。
　　二、某男子孙某整天游手好闲，与同村男子王某预谋抢劫。一天晚上，他们在县城雇了一辆拉客的三轮摩托车到偏远的地方，抢劫了该车主。两人得手后，到县城的娱乐场所挥霍。两人玩耍结束后，回家的路上，遇到独自回家的青年张某，遂又抢劫了张某的财物。
问，以上两起案例中的犯罪嫌疑人该定何罪？
分析：
　　上述两则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状态分别为连续犯和继续犯，笔者将具体分析两者的区分：
　　继续犯，是指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呈继续状态的犯罪。继续犯的本质在于犯罪行为的继续，即某种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实施过程中。
　　继续犯的构成要件：(1)继续犯必须是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危害行为的犯罪。所谓一个危害行为，是指主观上出于一个犯罪故意，为了完成同一犯罪意图所实施的一个犯罪行为。(2)继续犯是持续地侵犯同一或相同客体的犯罪。(3)继续犯是犯罪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不法状态同时处于持续过程中的犯罪。(4)继续犯必须以持续一定时间或一定时间的持续性为成立条件。
　　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
连续犯的基本构成要件是：
　　1、连续犯必须基于连续意图支配下的数个同一犯罪故意。行为人的数个犯罪故意必须同一，而且性质必须相同，属于刑法规定同一个犯罪故意。行为人数个性质同一的犯罪故意，必须源于其连续实施某种犯罪的主观意图。
　　2、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必须能够构成数个刑法规定的相对独立的犯罪
　　3、连续犯所构成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连续性。认定数个犯罪之间是否具有连续性，应当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
　　4．法律特征。连续犯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必须触犯同一罪名。
　　继续犯和连续犯的处断原则：
　　对继续犯设置了独立的罪行单位，古对于继续犯应按刑法规定以一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
　　对连续犯的处罚，我国一般采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即按照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从重或加重处罚。
理解继续犯和连续犯应注意的问题：
　　对继续犯的理解应注意时间持续性的理解：继续犯的时间持续性，通常可以分解为作为成立继续犯必要要件的时间持续性和作为继续犯经常性特征的时间持续性。继续犯的时间持续性，表现为基本构成时间和经常伴发其存在的从重处罚或加重构成时间的不间断性。
　　对连续犯的理解应注意犯罪的连续意图问题：连续意图，是指行为人在着手实施一系列犯罪行为之前，对于即将实行的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的连续性的认识，并基于此种认识决意追求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连续进行状态实际发生的心理态度。连续意图是决定是否成立连续犯的要素之一。行为人的连续意图既定实施的犯罪行为与各个具体的犯罪故意，应同属于刑法所规定的某一特定犯罪必要构成要件的内容。连续意图必须形成于一系列呈连续状态的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并在全部连续犯罪行为终了之前始终起支配作用。


荔浦县人民法院 谢斌
正确看待和处理农村矛盾

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党委副书记 陈 龙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党中央把三农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之后，社会对农村关注程度日高，农村各种体制性、社会性问题日渐凸现，各种矛盾日渐突出。村两委选举、村务公开、土地征用、计划生育以及村矿关系等等，都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的导火线。有的地方村两委班子长期不健全，村民自治体系基本瘫痪；有的地方干群关系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对党的农村政策顺利贯彻执行造成极不利影响，个别地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许多基层干部抱怨农民“越来越难管了”，农村“越来越乱了”，农村工作举步维艰。
从经济学角度看，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进必然会伴随着农村阵痛。工业经济在原始积累阶段对农耕利益的掠夺非常残酷，甚至充溢着血腥，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各发达工业国家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力求将上述两种经济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积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三农问题中的核心要素是农民，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核心是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中央明确要求“多予、少取、放活”，而正确政策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从法学角度看，“为权利而斗争”是社会和历史加于每个公民的不可转让不可抛弃的义务。为实现并维护自身利益而向他人、政府乃至社会斗争是法治社会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农村矛盾问题的大多数个案，本质在于农民维护其既得利益，争取更大利益，所以在理论上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把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并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事业作为己任。支持和引导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更是迫在眉睫的课题。变农村矛盾频发为农村繁荣稳定，变农民朴素的维权意识为依法维权理念，基层干部责无旁贷，重任在肩。这也是新的历史实践对广大基层干部新的考验。
首先，基层干部要加深与农民的血肉感情，切实树立执政为民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工农联盟是我党的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二十八年革命解放岁月中，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紧跟党的旗帜抛洒热血，在中国革命史上镌刻下了彪炳千秋的佳话，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直至今日，我们的一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稳定脱贫，仍然正在为温饱生计而劳碌奔波，更何论建设小康！我们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具体实践者和执行者，支持和带领广大农民稳定脱贫、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真正与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起血肉感情，真正认识到农村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才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才能正确对待、科学分析、妥善处理农村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
第二，基层干部要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树立依法治理理念。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指出：“只有首先建立法治政府，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科学妥善处理农村矛盾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培养法治社会氛围。再进一步，要求行政机关建立长效机制，变以人管人为以制度约束人，消灭“因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或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人治现象。随着去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又将发生一次自我革命，进一步实现行政法制化、规范化和理性化。这对我县广大基层干部应对和处理农村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自觉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时代要求，免为社会和历史淘汰。农村矛盾问题原因复杂千头万绪，但不论何种因素引起的矛盾，基层干部都必须从法律角度理性地去审视，摒弃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切莫自做主张，更不可先入为主，否则只能是无根据地激化矛盾。《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颁行与行政管理体制日益完善相呼应，价值取向于执政的规范化、法律化、理性化，服务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抱着官本位的人治思想去解决农村日益复杂的矛盾问题，今后于国法于党纪都“此路不通”了。
第三，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着力培育民主法治氛围。村民自治制度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全面推进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引导农民依法管理农村事务是推动农村繁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吕梁市创造性推行的会审、联签、民评“三项制度”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基层干部不应该把落实“三项制度”看作走过场，要积极引导、帮助农村健全村民议事制度，扎实落实“三项制度”，实现村里的干部村民选，村里的事情村民管。基层行政单位和干部要学通学透《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坚决摒弃把村级组织看作自己的下级部门、把农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子民”的封建残余思想，切实还权于民，绝不与民争利。农民对自己的事情做主了，农村一大部分矛盾就可以消化在村组内部，部分矛盾存在的基础就消失了。我们的干部应该当好法律法规和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员，助民掌好权，用好权，使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第四，引导农民依法维权，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大大增强了农民的维权意识，群体上访、越级上访、涉法上访逐年增多，进一步证实了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加快农村法治化的紧迫性。目前农民有事必找政府的原因有二：一是政府大包大揽惯性仍在延续，二是农民法治意识普遍淡薄。基层行政机关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引导农民走依法维权之路，通过法定渠道法定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层政府和基层法院都应该完善调解制度，灵活创新介入方式，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开拓调处矛盾的新思路新举措。基层政府在主动介入主动调解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切不可继续包揽甚至动用专政力量激化矛盾。要引导当事人进入司法救济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理性维权。基层法院亦可结合实际改革工作方法，主动下乡进村，及时调处纠纷，把农村的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民主、繁荣、团结、安定的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农村稳定繁荣，离不开全面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正确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更离不开全面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