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间，被告单位伟洪公司在开展乌鲁木齐到阿克苏地区货物托运代收款业务过程中，公司负责人王某、彭某明知公司经营亏损，仍与商户继续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并在收取代收款后以各种理由拒不返还。至案发时，累计拖欠258名商户代收款1836219元并无力返还。经查，被告单位伟洪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王某出资额为51%，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出资额为49%，任公司监事。
[分歧]
对于本案中的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被告人王某、彭某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伟洪公司收取代收款是合法行为，伟洪公司擅自挪用被害人的货款并无法归还，符合侵占罪的规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属一般民事欺诈行为，不构成犯罪。
[评析]
本案被告单位伟洪公司、被告人王某和彭某的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侵占罪，抑或属民事欺诈行为，不构成犯罪，首先须分清三者之间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的区分
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两罪的区别在于：首先，从犯罪主体来看，侵占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因此，如果是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则不可能构成侵占罪。其次，发生场合不同，侵占罪既可能发生在一般民事活动场合，也可能发生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第三，从主观方面来看，侵占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产生于合法持有他人财产之后，非法占有的前提是合法持有他人财物，而合同诈骗罪中诈骗故意既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合同履行过程中。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中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分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中民事欺诈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客观方面都是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他人。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规定。首先，从主观方面来看，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性犯罪，其表现为直接故意。而合同中民事欺诈之故意，即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为间接故意。其次，从目的方面来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3.关于本案的性质认定
本案中，被告单位伟洪公司注册资金为30万元，2011年1月26日公司货车发生火灾，造成公司损失180万元时，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但其隐瞒受损情况，仍与商户继续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获得代收款后，明知是商户的货款，却用于公司经营（买货车及支付人员工资、场地费等）和个人挥霍，致使所欠商户的货款越来越多，至案发时，已累计拖欠货款1836219元。
从表面上看，伟洪公司通过和客户签订代收款协议，“合法”地代管了客户的代收款，后因挪用不能返还，好像更符合侵占罪的特征。但应看到，2011年1月26日后伟洪公司因严重亏损，与商户签订货物运输及代收款合同时已无履约能力，后因经营不善，更无履约能力，但依然蒙蔽商户，占有商户的货款，迫于商户的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冲抵前一合同的债务。以后又用相同手法循环补缺，订立一连串假合同，使自己始终非法占有一定数额的他人财物，是一种典型的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拆东墙补西墙”表面上看行为人似乎是履行了合同，但实质上并非履行行为，而只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另外，伟洪公司的负责人王某、彭某明知公司亏损，却仍然拿商户的货款用来分红、购买轿车，“非法占有”的故意明显。通过以上综合分析，故本案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
被告单位伟洪公司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王某、彭某作为单位负责人亦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法律后果。王某、彭某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王某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彭某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可从轻处罚。根据我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鉴于被告人王某、彭某在案发后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成立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单位伟洪公司罚金50万元；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5万元。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