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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行政调查分析


谭正江
[摘要] 警察行政调查即警察机关出于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对治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活动。行政调查不仅仅是事后证据的收集，另外还包括事前信息的收集。警察行政调查的启动常常出于具体执行者——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加强警察调查权的控制，对调查行为可能存在的瑕疵事前给予充分的重视与事后完善的救济。
［关键词］行政调查 警察行政调查 行政程序法 行政证据


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单列一章调查，说明我国的行政机关，特别是具有极强国家强制力的公安机关开始逐步注重和贯彻行政行为依据取得程序的合法性，即行政调查开始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发展。然而行政调查究竟该如何定义和定性，行政调查和行政证据是何种关系，行政调查如何救济等方面都很值得研究。不将这些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考量，那么依法行政这一行政法的大原则也就难于真正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必要以警察行政调查入手，为我国行政程序法行政调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一、行政调查分析
行政调查相对于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行政机关做出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应该以事前深入的行政调查为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无行政调查就难于保障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也就削弱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基础；行政调查的不合法实质上就是行政程序的不合法，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故而在有着“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我国，研究和规范行政调查行为就更为迫切。
1、目前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调查还未形成较统一的认识，就其性质的认识而言基本上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即仅以影响和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仅涉及程序权利和义务，而与实体权利和义务无关的行为；第二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产生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从而间接影响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程序性行政行为；第三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阶段行为，是行政主体的某一行政行为的中间阶段，其性质从属于该行政行为。
行政调查是行政主体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对其定性却十分困难，因其同时具备了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意义，表现得极为复杂。一些调查行为表现为事实行为，不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做出法律上的处分，一些又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加以处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行政调查是其他一切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和处分基础，所以可以将其看作一种阶段性行政行为，然而其又有其独立性，其性质不一定从属于该行政行为。一方面其收集的信息无论是形成证据而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使用，还是作为资料支持抽象行政行为，最终都将导致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从而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体现了它的从属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阶段性行政行为，行政调查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常见的间接影响，还有可能是直接的影响和处分，例如具强制性的行政调查就直接面对和处分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体现了它的独立性。
2、行政证据和行政调查两相比较，行政证据是反映和证明行政案件事实的信息及其载体，而行政调查不仅仅是行政案件事实的信息，还包括对该信息及其载体的收集、处理过程和行政案件事实发生前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仅就行政案件事实的信息及其载体的收集处理来分析，证据的收集是一种调查，证据的形成基于调查获得信息的处理，而调查收集的信息不一定能形成证据，完全有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或虚假信息而被排除。以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来看，拟做出抽象行政行为前的意见征求与含概了行政事实发生前后信息收集的行政检查也应该是行政调查。
二、警察行政调查分析
警察行政调查即警察机关出于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对治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活动。当然由于警察的职能包括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故而警察调查亦包括行政调查和司法调查，两者的区分亦因为我国的违法和犯罪之分难于在事前界定，两者使用相同手段的区别也就只能在事后加以定性，这也许是我国警察行政调查的一大特色吧。
1、目前对警察行政调查认识的不足之处
首开先河，在我国行政程序法还未有出台之前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单列一章调查，以一般规定、受案、讯问和询问、勘验和检查、鉴定和检测、抽样取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与扣押证据等七节规定了我国警察行政调查的基本方式。它是我国行政程序规范的一大进步和可喜探索，然而它亦有不完善之处。首先，听政程序的单列一章就不太妥当，因为听证亦是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方式之一，是对行政机关已收集信息及拟做出行政行为的核实、申辩与质证。当然这仅仅是体例之争，完全可以不必过多纠缠，然而在第三十八条中将强制措施即时强制之一的对醉酒人的强制约束列入调查之列则实在难于理解，就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而言，恐怕盘查更有资格和必要列入吧。
行政调查不仅仅是事后证据的收集，另外还包括事前信息的收集，事前信息的收集亦可能导致行政行为的产生，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故而相较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对警察行政调查方式的规定，警察行政调查至少还应该包括盘查、报告和登记等方式。
2、《程序规定》调查章应该增加的一些内容
⑴、盘查是《中国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赋予警察的权力，指警察在职务活动中，对形迹可疑、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有权当场盘问与检查。警察在行政职务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身份、疑点的盘问与对人身、物品的检查，实质上就是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仅在勘验、检查一节中对检查加以规定，丝毫未言及对违法嫌疑人身份和疑点的盘问。
从信息收集、嫌疑人人格权保护及行政救济的角度来看，盘问亦十分重要，更何况《警察法》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盘查做出了规定。盘查涵盖了当场盘问与检查，并且对更深一步的信息收集作了规定，规定了继续盘问（留置），所以无论是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还是从行政效率和法律效力的角度出发，盘查都更应该列入《程序规定》的调查章之中。
⑵、报告是指与治安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旅馆、典当、废旧金属回收等特种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一些特定情由──放射事故、危险物品泄漏事故、火灾等治安灾害事故或出入境管理、枪支管理、集会游行管理等治安案件发生时负有义务人员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这一切散见于《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而且相当一部分还规定了对不报告者和隐瞒包庇者的行政或刑事罚则，以保障治安行政管理信息收集的顺利实现。
负有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向公安机关报告情况，正是主动地将治安行政管理信息传送与警察机关，警察机关也就被动的完成了治安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职责。如果仅仅就警察机关在治安行政信息收集过程中是否处于被动或主动的标准来定义调查的方式，则过于片面了，更何况在相应的报告制度中，警察机关也并不是完全的被动收集，还用一些行政或刑事罚则来保障信息的收集。从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治安行政信息有效获取和治安行政管理职责顺利实现的角度来说，报告无疑是警察行政调查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应该列入汇总性的《程序规定》中。
⑶、登记是指行政相对人按法律、法规、规章或公安机关的要求填写有关表格，在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或者是将相关的资料信息报送公安机关及保留相关的资料信息以备公安机关有需要时查验。这是我国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管理信息收集的重要方式，包括了特种行业经营管理、出入境管理和户籍管理等方面，也是我国公安机关实现治安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它们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
登记这一方式在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管理职责中的重要地位无需赘言。治安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需要治安信息的收集作保障，再说警察机关对社会面的控制也来源于对社会治安信息的全面把握和及时慎重处理，故而登记是警察行政调查无可置疑的一个重要方式。并且当有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隐瞒相关信息不报或不按要求登记、不回答询问时，将受到有关法规的惩罚，例如《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对不履行登记义务者就规定了责令限期补办手续、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的罚则；又或者不履行登记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例如在有关出入境管理方面的法规中就隐含着对行政相对人不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提供相关证明、回答相关询问时，拒绝其出入境要求的意思，从而迫使其按法定规程和手续向公安机关报送相关信息资料。
从上可以看出，盘查、报告和登记有必要也应该列入警察行政调查的范围而加以控制。
三、警察行政调查权的控制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国家行政法律、法规赋予了警察机关广泛而又形式多样的行政调查权，如不对其加以控制与规范，一方面达不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宪法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伤害。
控制警察调查权，不能不对警察调查权仔细分析。作为行政调查权的一种，警察调查权来源于国家赋予警察机关的的行政管理权，但其行使的内容和方式，常常出于具体执行者——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同时又由于它是阶段性行政行为，它的行使常在公众和上级机关的监控范围之外。这一切和它对公民基本权利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不相称的，所以对它的控制必须加强。加强警察调查权的控制，又不过分影响行政效率，只能是在保障警察行政调查权顺利实现的前提下，对调查行为可能存在的瑕疵事前给予充分的重视与事后补与完善的救济。
1、警察行使行政调查权存在瑕疵可能性的主要方面：
⑴、行政调查主体上的瑕疵。行政调查主体上的瑕疵并不是指行政越权，如果是行政越权那么已是违法行政的调整范围了。在此，主体上的瑕疵主要是指滥用职权启动行政调查和调查权不恰当的转移。从警察调查权的行使常常出于具体执行者即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来说，滥用职权即调查者出于不良动机或不适当的考虑，甚或是完全背离法定目的地启动了警察调查行为（例如一个警察完全可以在与他有仇怨者的工作场所门口，隔三岔五地检查其随身携带物品就是滥用职权启动行政调查的行为）。至于说调查权不恰当的转移，广州交警搞的市民有奖拍摄举报交通违章就是一个例子。不否认交通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的协查义务，但其后果是否有背离法定目的的嫌疑？另一方面对该行为的救济不谈充分吧，是否足够呢？因而调查权的转移必须慎重，毕竟“责任行政”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而将行政权力交由责任能力不足者行使，不论是否有规避责任或放弃职责的初衷，至少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极度不负责任。
⑵、行政调查内容和手段上的瑕疵。行政调查内容上的瑕疵主要是指调查收集的信息资料不充分，即缺乏证据或事实不清，甚至是调查结果与客观实在的严重背离。这一切可能是因为警察个人出于错误判断，也可能是因为警察个人的素质低的问题。手段上的瑕疵是指警察在有使用何种调查方法的自由裁量权时，突破了合法原则（即使用的调查方法不得违反法律，如非法拷打）和合理原则（即采用合法且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调查方法，如一开始即对违法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
警察调查的启动常基于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而其后果又非警察个人完全承担，警察个人主观问题难于把握，但可以在警察调查启动之初就对调查手段，方式、范围等加以规范，从而尽量避免调查内容瑕疵。至于出于警察个人不良意图，采取了非法手段的调查行为的救济，可以进一步深化非法证据的排除，对“毒树之果”亦不放过，从根本上杜绝“效率压倒一切”的思想。
⑶、行政调查程序上的瑕疵。警察在调查中常会有未表明身份、未说明调查理由、未告知权利或任意增减调查步骤等程序上的瑕疵。程序上的瑕疵无论出于警察的不良意图还是其他原因，最终都会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会改变警察调查行为本身的性质，使行政决定据以作出的事实失去可靠性基础，严重的甚至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性错误，所以严格程序规定，加强警察自身的程序意识既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对警察自身保护的表现。
2、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
考量目前我国对违法行政调查的救济，大多数情况下，仅将其作为行政决定的附属行为考虑，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使是单独对行政调查做出的救济规定，也多依据其是否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处分的标准来加以救济。具体到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程序违法时的救济。当警察行政调查仅存在程序违法时，目前的救济力度是不够的，因为由于程序违法本身不直接侵害相对人的实体权益，相对人一般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实从程序违法的社会意义和最终对行政决定可靠性基础的影响，完全可以一方面加大程序违法的惩罚性，由相对人就行政调查单独提起诉讼，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该行政决定，警察机关承担对程序非法而造成的后果，补偿可能存在的相对人受损利益，另一方面由警察机关对进行调查的警察个人给与严厉的处分，甚至对未造成严重后果者亦严加处分，以杜绝其侥幸心理。
②、警察行政调查是否启动违法时的救济。一是当应该调查而未调查时，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在调查基础上的行政决定是否已作出来区别对待。如果行政决定尚未作出，可以向警察机关要求进行调查，行政机关拒绝时再向法院提起履行之诉；如果行政决定已经做出，相对人可就此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复议机关或法院可依照上面的第①点“程序违法” 加以处理。另一方面是不应该调查而进行了调查从而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就此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并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调查行为。
③、具有强制性或间接强制性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强制性警察行政调查是指以直接对相对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为担保手段的行政调查行为，如强制传唤和留置都直接涉及相对人人身权的强制。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一问题上，仅就调查本身违法时作了一些规定，而且是以行政强制措施来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视野的，既在救济上存在以担保手段取代调查行为的问题，有首足倒置的现象。如果调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在强制手段的使用上完全超出了合理性比例时，又怎么办？更何况强制性调查许多情况下是以突击的方式来进行的，调查目的与调查手段的合理性比例就更加难以把握。这一问题的救济只能是在比例原则在我国的行政法体系中确立后方有可能妥善加以解决。
间接强制性警察行政调隐含对相对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为担保手段的行政调查行为，如在上文“登记” 中提到的对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相对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包括行政处罚、强制措施和拒绝给与利益等。它的救济也有首足倒置的现象，只有等到警察机关对被调查人作出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或拒绝给与利益后，才能就该手段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时方能警察调查的合法性，甚至有的法规连对担保手段的救济都没有规定。
考察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目前不仅仅需要有事后的救济，更为欠缺的是事前和事中的救济。只有警察行政调查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了充分的救济作保障，才能在保证行政效率的情况下，规范和完善警察行政调查权。

参考文献：
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余凌云.《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杨海坤、郝益山.《关于行政调查的讨论》.北京.行政法学研究.2000.3
李海亮.《行政调查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福建.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纵深发展，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现象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蔓延开来，且愈演愈烈，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黑洞”。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其加以遏制，经济基础被腐蚀松散就有可能会导致上层建筑的动摇。为此，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全面加强了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并且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纳入贪污贿赂罪一章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目的是司法救济，是为了补救国家工作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巨额财产，但由于其规避法律、毁灭证据等掩护行为而导致大量犯罪事实无法认定的司法漏洞。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作概括性规定，司法机关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仍然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存在大量取证难点。本文就试从改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律规定之粗糙性入手，探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
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概念及立法特征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做出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从1982年8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机关党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草案）》颁布实施以来，专家学者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种种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因为不论是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上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都是超常规的。从实体法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超常规的犯罪行为。因为该罪的行为状态包括持有、作为、不作为三种状态。持有，即行为人拥有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行为；作为，是指行为人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行为；不作为，是行为人不能说明所拥有或支出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只有当持有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并存，或作为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并存的时候，才具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要件。从诉讼法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也是超常规责任。因为该罪的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被告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与立法通例中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是不同的，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之架构
在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牵涉到国家工作人员方方面面的问题较多。这就要求办案人员不能只是注重财产来源是否合法，还需注意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中其他证明因素的确认。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获得只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办案人员如能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收入来源，就可以用其现有全部财产加上其所有支出，再减去合法收入，得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数额。用等式来表达，就是：
现有全部财产+所有支出-合法收入=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
由此可以看出，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需要对巨额财产的获取时间、支出、合法收入以及现有财产状况等分别认定，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从而用这一严密的证据体系来支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应用这个等式时，办案人员要本着“对于模棱两可的数字，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为准”的原则。关于等式中涉及到的各项收支数额如何认定，本文后有详述。
（一）获取时间之认定。对于办案人员来说，搞清楚犯罪嫌疑人获得非法巨额财产的时间是首要问题，对于推动案情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对获取巨额财产时间进行认定，那么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的认定就要从犯罪嫌疑人开始有合法收入、支出和拥有个人财产时起算，这无疑加大了办案人员的工作量，并且使收集证据的难度大大提高。理论上对于获得非法巨额财产时间的认定，应该是从其获得第一笔非法财产起至案发时止，最理想的时间认定是确认犯罪嫌疑人何时获得了第一笔非法巨额财产。但在实际案件中，这种理想状态下的认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之所以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是由于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是何时何地何种方法获得的非法财产。在实践中，要视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判断。如工作的调动、职位的上升、合法收入没有大变动而支出突然增大等，这些时间点都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开始获得非法财产的近似时间。如果经多方查证，确实不能认定嫌疑人是何时开始获取非法财产的，则只能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准。
（二）期限内全部财产增加值之认定。
1、起算时间：对于这部分财产的认定，是建立在已确定开始获取非法财产时间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确定准确时间而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准的话，全部财产的认定则要以犯罪嫌疑人有合法收入的时间为起算点。这也是本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考虑的。
2、认定范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指全部财产包括在获取非法财产起始时间以后犯罪嫌疑人添置的享有物权的财产。其中，有发票的按发票金额认定；没有发票无法确定价格的，应请专门人员进行鉴定，以确定其获取时的实际价格（价值）；国家有规定的，如外汇、证券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折算。
3、认定难点：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全部财产时，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嫌疑人把由自己实际控制、占有、使用的财物辩称是他人物品，自己只是借用或代为保管等，企图躲过办案人员的视线；还有就是将自己出资购买的物品登记在亲戚名下，或直接以亲戚的名义存入银行，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办案人员针对不同案件要区别对待。
（1）、对于犯罪嫌疑人借用、代为保管之类的借口，首先要给犯罪嫌疑人作详细口供，把借用、代为保管等行为的前因后果、时间地点、在场人物、当时情景、对话内容等细节详尽记入笔录，再给犯罪嫌疑人辩称的物权人或财产所有人做一份详尽的证人证言。通过两人对同一事件细节叙述的比较，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已有证据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必要借用、或代他人保管财物；两份笔录在叙述关键事实上有无矛盾之处，如有，则应趁势要求犯罪嫌疑人及该证人对此处做出更为详尽的叙述，以获取更多矛盾疑点，并通过间接证据固定笔录中暴露出的矛盾疑点，使犯罪嫌疑人处于既不能自圆其说又不能翻供的两难境地，从而使其谎言不攻自破。
（2）、对于以亲戚名义登记财产的，要结合被登记为产权人的亲戚的经济状况和日常逻辑进行判断。如某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本身住房条件很差名下却有高级公寓的产权，并将公寓长期“借”给犯罪嫌疑人住。这种违背人之常情的情况明显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所做的伪装，完全可以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
（3）、关于假名存款以及借别人名义存款的问题。我国银行现在已经实行了“实名储蓄制”，假名存款和借别人名义存款的这种情况将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此就不作赘述。
（三）犯罪嫌疑人期限支出之认定。支出认定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支付的抚养费、馈赠费用、买卖东西的损失差价等所有实际的支出。其中，计算实际日常支出数额有很大困难，但又对认定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有重大意义。所以实践中，本着“模棱两可时，以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为准”的原则，办案人员一般把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生活费用最小化，即认为是没有此项支出。其他支出的计算也都是以有明确证据证明的为准，模糊的支出一律忽略不计。
（四）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收入认定。这部分收入是指根据国家规定应属犯罪嫌疑人合法占有的财产。包括工资、奖金、福利、接受馈赠、股票得利等其他合法收入。关于工资等经单位领取的收入，比较容易计算，因为单位有原始账目和凭证可以参考；但对于其他收入的合法性，办案人员就要加以详细区分了。不少犯罪嫌疑人会声称自己继承或接受馈赠，办案人员要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判断得知犯罪嫌疑人的这笔财产来源是否真实合法。
（五）对于认定数额不足立案标准之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的《立案标准》，目前“差额巨大”的标准应以20万元为数额起点。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百万元以下的数额而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例几乎很少出现，经常是数百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才能考虑认定此罪。因此，《立案标准》中规定的20万元显然是低了，笔者认为，至少应将立案标准提高至50万元才算合理。
对于经侦查认定数额仍不够立案侦查标准，如还涉嫌其他犯罪够立案标准的，则以涉嫌其他罪名予以立案侦查；否则就应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使违法违纪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罚。
三、 构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系统之难点及立法补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是由严密的证据系统来支持的，任何一方面的证据出现断点，都会使整个认定系统坍塌，从而导致不能认定犯罪。这也是典型的“木桶理论”之体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为了规避法律，经常会编造是继承亲戚的海外遗产或接受台湾朋友馈赠，更有在邮市倒卖“猴票”转手就赚20万的故事出现在巨额财产的来源说明中。这种没有证据可查、没有证人作证的单方“说明”财产来源，是导致大量巨额财产无法认定为非法的主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需要从立法、司法解释上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所述的几个方面着手，逐步杜绝取证盲点，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取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
（一）应当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作为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有义务说明其财产来源。本罪规定的由犯罪嫌疑人负举证责任是我国刑法的一大进步，但规定的仍不够详细。国外各国对财产的说明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如香港、新加坡要求做出圆满解释，埃及要求证明增加部分的合法来源。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不能再信口开河，随意发挥。我国现行法律仅要求说明就行，所以实践中几乎很少有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的情况。通常都将财产来源往已死的人或者现居住在国外、台湾的人身上推诿和搪塞。犯罪嫌疑人或是说差额部分是父母留下的遗产，或是说现居住在海外的亲戚的馈赠，虽不能提供证据，但对接受财产的时间、地点、钱数均能“说明”，对此，办案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无。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从证据上庭的角度考虑，只能认为这就是法律上要求的“说明”，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必须“有证据说明”。这样，少数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就凭借这点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如果我们的法律能进一步对于“说明”加以限制，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满意的说明”或者“提供证据说明”，那么有意逃避法律的贪污贿赂分子就不那么容易逃脱。至于到什么程度才是达到“满意或提供证据”说明，各国均无具体标准。实践中应从四方面掌握：第一、犯罪嫌疑人不作说明的情况。在各个司法程序阶段，犯罪嫌疑人拒绝说明来源的，都应认定为说明不圆满。第二、犯罪嫌疑人作“有说明”的情况。所作解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如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说明系捏造事实的，其解释为不圆满。第三、犯罪嫌疑人或公诉方缺乏能力。犯罪嫌疑人由于心理或生理的原因没有说明能力，或者侦查人员、公诉方不能证明说明为虚假的，不能认为说明不圆满。第四、说明期限：犯罪嫌疑人对合法来源的供述应当限于判决前。在服刑期间犯人又供述来源的，如果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所得，按发现漏罪处理；供述合法来源的，视为没有供述。因为犯人必须为其“在判决前不对合法财产来源做出说明”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二）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拥有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在实践中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贿赂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多数受贿人是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有的仍归受贿人支配，有的属于受贿人赠与，实际控制权多半在犯罪嫌疑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可以推卸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
（三）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问题。我国刑法受贿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仅仅五年。这样，在办案人员不掌握证据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财产来源反而有利，“坦白从宽”成了名不副实的政策，不利于法制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在国外，印度及香港都有独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同时也可以作为指控被告人受贿罪的证据之一。我国在立法上应规定：结合犯罪嫌疑人受贿贪污的有关事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状态，可以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受贿或贪污的证据。
（四）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源于19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日本、德国、奥地利等，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个人财产申报制度或类似规定。如印度的《防止腐败法》、韩国的《公职人员道德法》等。美政府专设政府道德委员会作为这一项工作的专门主管机关。美国《政府道德法》规定，“关于立法、行政、司法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审核完毕后，即予以公开，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交付一定复制费、邮寄费后，索取他所需要的申报材料。”但有的国家对于财产申报材料的公开程度有所限制，如新加坡的财产申报制度就是完全不对外公开的；其他一些可以公开的国家对公开程度也有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申报材料被不合法的利用。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但从我国廉政建设的形势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确属必要和迫切。1995年发布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只是一项政策性规定，它规定的申报人员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所申报的内容也仅限于其本人的收入。这个规定与实际意义上的财产申报制度相差甚远，但是这个规定的发布与施行，将为制定《财产申报制度》积累经验，是我国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笔者认为，如要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在申报内容方面应包括：a、具有一定价值以上的动产。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珠宝、古玩等；b、一定价值以上的不动产。如房子、汽车、地产；一定价值以上的债券与债务；c、一定时间内获得的一定财产的无形财产权等。d、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2、 申报时间应分为三种：一是任职申报。是指在任命前或在出任一职位后的一定期限内申报个人所有财产（有的国家还包括债务）；二是现职申报。是指在每年的法定日现职在任的一切申报对象范围内的人都要申报上一年度的所有收入情况；三是离职申报。是指离、退某一职位的人在离退职之后一定时间内申报其截止到离退日的所有财产（包括债务）。
3、 违反申报制度的惩罚措施。这部分规定对杜绝贪污腐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香港的《防止腐败法》明确规定，“公务员所拥有的财产或收入，若超过薪金所得，而又不能解释其合法来源的，以违法论。化名拥有或托亲戚之名，亦属违法，廉政公署即可对其起诉。”我国的申报制度应当也参照此种标准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让国家公职人员不想也不能获得所谓的“灰色收入”，净化我国的某些不良干部风气。
（五）对社会其他收入建立完整规范的入市、交易制度。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股票、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做法已经日臻成熟，形成了完整有效的入市交易制度，基本能够“堵住贪污腐败的人的嘴”，让他们不能随便将财产来源往股市、证券交易上说；而诸如邮市、鸟市、收藏品交易等市场基本没有任何入市规则、交易记录，完全属于“自由失控”的无序状态。这种环境极易滋生违法犯罪，并且成为腐败分子巨额非法来源的“理想避难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建议我国逐步完善各种交易市场的入市交易制度。这样当犯罪分子再信口开河把财产来源说成是倒卖邮票、收藏古玩所得时，经查无记录的便可视为非法收入，从而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证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定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法制状况相关，其在实践中的认定需要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加大证据体系的构建力度。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据规定方面存在一些漏洞，实际操作起来差强人意，这就给贪污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早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取证难度，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率，这样才能对贪污腐败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